央廣網北京1月29日消息 據經濟之聲《央廣財經評論》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天應約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通電話，就世界和中國經濟金融形勢等問題深入交換意見。李克強表示，當前，處于深度調整中的世界經濟形勢仍然錯綜復雜，復蘇動力不足，不確定因素增多。推動增長、調整結構、加強合作已成為國際共識。中國經濟同世界經濟深度融合，在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速放緩、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加劇的背景下，去年中國經濟保持6.9%的中高速增長，實現比較充分的就業，居民收入和儲蓄增長都高于經濟增速，環境持續得到改善，這些都來之不易。

李克強指出，中國的發展關鍵要靠改革。面對國際經濟下行壓力，以及國內的深層次矛盾，我們既堅定信心，又正視困難，將綜合施策，運用好中國經濟的巨大潛力、韌性和回旋余地。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深入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把億萬民眾的積極性和創造力調動起來，使新的發展動能不斷壯大，傳統動能得到改造和提升。我們有能力保持中國經濟持續平穩發展。

在談到人民幣匯率問題時，李克強強調，中國政府無意通過貨幣貶值推動出口，更不會打貿易戰。事實上，人民幣匯率對一籃子貨幣保持了基本穩定，也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我們將堅持自主性、漸進性、可控性原則，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加強同市場溝通，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拉加德表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愿繼續同中方加強溝通與合作，共同向市場傳遞改革的決心和增長的信心。

經濟之聲特約評論員、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經濟之聲特約評論員、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譚雅玲共同做出了解讀與評論。

經濟之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這次主動與我國領導人就世界和中國經濟金融形勢等問題通電話，這是在怎樣的背景下？具有哪些特別的深意？

趙錫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個全球經濟金融治理的平臺來跟中國的總理通電話，直接溝通，應該說這是第一次。這一方面說明，中國的經濟對全球經濟的作用和影響已經非常非常大了，同時兩者之間的融合度也越來越高，基本上是很難分清楚了。在這種情況下，當全球經濟出現一些波動、變化，它必須要跟主要的、影響比較大的經濟體進行充分溝通，讓信息能夠更加順暢，讓治理平臺能夠吸收主要經濟體的一些信息，讓整個經濟治理能夠更加透明。

經濟之聲：李克強在談到人民幣匯率問題時強調，中國政府無意通過貨幣貶值推動出口，更不會打貿易戰。事實上，人民幣匯率對一籃子貨幣保持了基本穩定，也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總理的這一表態，將對世界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

趙錫軍：總理的這個講話傳遞的信息非常清晰，就是針對目前國際上有些人或者有些言論進行一個澄清。因為有些人在不斷地說，中國經濟特別是中國的匯率會怎么樣怎么樣，要進行投機、炒作等，如果任這些非客觀的言論流行會影響國際的往來，影響投資者的判斷。在這種情況下，總理做了一個非常明確的信息傳遞，讓投資者能夠放心，讓整個跟中國經濟有投資貿易往來的合作伙伴能夠放心。

經濟之聲：李克強總理表示，我們將堅持自主性、漸進性、可控性原則，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加強同市場溝通，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這傳遞出怎樣的信號？

譚雅玲：因為近期關于人民幣貶值的話題相對比較熱，另外海內外的恐慌性也比較大，這對我們國內的金融市場帶來比較大的影響，對世界的影響也比較大。所以總理的這樣一個表態是表明，我們改革的基本原則不變，我們在匯率水平的把握上有自己的一個基本判斷，這對整個市場心理上的安撫和對整個市場導向的指引非常重要。

經濟之聲：本周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持續企穩，尤其在岸市場上，人民幣小幅上升趨勢明顯。請您如何看待人民幣走勢？

譚雅玲：人民幣的走勢未來還是有上有下，波動的區間會進一步放大。因為從年初以來下跌的幅度比較大，近期出現反彈。其實像市場本身的規律，任何一個價格就是有漲有跌，跌的比較大的時候一定會反彈，漲的比較快比較極端的時候，它可能會下跌，我覺得基本的定律和規律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加之年初以來各種輿論以及信息量比較大，而且真真假假都有，這也給人民幣貶值或者恐慌帶來了非常大的不利。而近期的反彈，第一是反映了我們的經濟基本面；第二是跟前期過度貶值的一種修正有關；第三是中央政府在輿論指導上能夠把握我們的一些基本態勢，這對市場釋放的信號相對來講是積極有利的。

經濟之聲：從去年四季度以來，央行遲遲沒有降息降準，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地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和創新貨幣政策工具為市場提供流動性。今年央行在貨幣政策方面是什么取向？對人民幣匯率走勢有何影響？

譚雅玲：央行的基本政策應該是松緊適度，這個適度重點在調結構上，我覺得中央政府沒有用降息降準的這個對策實際還是相當準確的。因為我們的流動性狀態應該不是一個特別嚴重的問題，流動性相對比較充足是我們的基本狀態，所以中央用了它的貨幣工具在調結構，這個調結構可能還是跟整個中央政府的政策相一致，即我們要把整個資金的流向和資金的投向轉入實體經濟，所以我們用工具的杠桿和結構性的調整來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從而來緩解金融市場過大的風險壓力，給實體經濟帶來非常好的資金支持和投資關注。這樣以來，實體經濟的作用發揮出來，金融市場的風險會減弱。我覺得它的工具手段凸現了中央銀行在政策行為上面的成熟性，凸顯了中央銀行在整個市場工作化過程當中，有主見地去談自己的匯率，有主見地去調自己的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