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在新疆天山天池舉辦的2016首屆天山峰會上，作開幕式演講的萬科董事會主席王石直面近期萬科股權之爭。他表示，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在行業內舉足輕重的是一個純的外商或民營企業，會有危險。“所以民營企業，不管我喜歡你，不喜歡你，你要想成為萬科的第一大股東，我就告訴你，我不歡迎你。”

民資的韜晦與抬頭

盡管有百度、華為等一眾精英民企撐起場面，但我國GDP還是國資打底的。坊間經常認為，導致民營企業長期受到壓制的原因，在于國企天然的“裁判＋運動員”優勢；但王石在天山的一席話讓我們了解到另一面。萬科領袖稱，創業之初他本可以成為大股東，但讓給了國有出資人。背后原因在于，我國國情下民營企業做到“舉足輕重”時比較危險。出于同樣韜晦的考慮，王石“不歡迎”純粹民資屬性的寶能系以大股東身份入主萬科。

這種敬畏國資的意思，在不少與王石同時代崛起的企業家的言語中都能看到相似表述。同樣是地產界的大佬，黃怒波在不久前稱“在商言商是個陷阱”，王健林也說“在中國遠離政府太假了”。窮到根本，說的都還是民間資本在中國政商體系下的位置。

改革開放以來的創業者，在經歷過所有制改革之后，闖關成功者往往帶有“原罪感”——在技術手段遠不發達的當時，劃斷官民界限往往帶有很大的隨意性，企業崛起基礎多少說不清楚。而落魄者干脆成了吳曉波《大敗局》中的一些人物，出局或入獄是歸宿。這樣的底色延續至今，很多民企仍無法高調。

另一類創業者如九二派，企業家自身帶有濃厚的體制內精英色彩，熟稔國內政商關系和界限，不約而同地效仿起軍隊的“政委＋軍事主官”體制，與國資整合而行。萬科長期由央企華潤作為大股東，管理層同時擁有很強的企業控制力。國資股東身份幫忙解決企業經營的各種雜音，專業化的管理團隊因此獲得空間來發展國際水準的業務。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種資源整合無疑在轉軌過程中具有最優解特征。

如今，“新常態”之下，民資漸漸要抬頭。這一方面是民資不斷壯大的結果，另一方面是政府廣義財政獨木難支導致。房地產與制造業的雙重不景氣，帶來各級政府預算的內外拮據。重要的是“開源”：如何重新型塑民資與國資的關系，成為十八大以后探索的經濟政策主線之一。

民資抬頭顯然要得到金融體系的支持。從現實看，資本的所有制歧視依然明顯。政府盡管有種種負面新聞，但作為國內最大的組織，仍然持續占據信用高地。目前大銀行基本只做國企生意，或者至少要有國資擔保，否則貸款什么的基本免談。這背后的合理性在于，借錢給民企一旦出事的確不好討還，因為往往企業真的可能不剩啥了。這背后的不合理性在于，本應該遵守相同企業規律的國企受到政府過度保護，還不起錢時還有政府來安排“剛性兌付”。國資的“信用高地”顯然是政府堆出來的。企業家的頸椎被這么壓著，抬頭非常吃力。民資要是不找個大國資當股東或者關聯方，銀行都不好搞定。

黃怒波上世紀90年代初告新聞出版總署，最終獲勝，但結論是“別打官司”，因為民告官太難。現在當然情況好多了，但強弱態勢沒扭轉。法院與政府天生的融洽關系，不會太把民資放在優先。法律對于開拓性的企業家精神保護不夠。業務創生期，法不禁止皆可為；一旦出事，所有沒法律依據的創新做法都成為罪證。法律事情糾纏上來，對于民營企業家來說是致命的。但國有體制下追責的銳利度遠不及此。隱含行政級別的國企領導辦壞事情，首先考慮的還是在體制內框架下進行處罰，移送司法機關一般都是非常嚴重的情況。法律保護的不到位，是民資抬頭非常大的障礙。

其他的困難當然還有很多，比如民營企業家作為整體缺乏清教徒式的堅忍精神等等，但十八大后能夠作為抓手的還是政商關系。財政緊張的背景下，政府希望混合所有制改革沿著“一帶一路”進行，順著“供給側改革”鋪開。像國家電網，自己做充電樁項目是虧損的，想找民資來解決問題。此次新疆天山論壇落腳點類似。這中間很多時候大家在討論，民資怎么信得過政府，敢于把錢拿出來做跨越政府換屆周期的長時段投資？民資受欺負了怎么辦？解決方向盡管能輕易指出來，但執行太困難，要動非常多人的烏紗帽和飯碗。所以王石的韜晦仍是有意義的。這也符合事物發展的常態：很難有什么重大關系是以斷裂、跳躍的形式發生質變的。民資緩慢抬頭，讓國資大股東不再必要，才是“政商新常態”。齊岳

歧視民企是“國情”嗎？

值得一說的是，王石不歡迎寶能的四大理由：信用不足、能力不夠、短債長投風險巨大、華潤作為大股東角色重要。現在看來，前三條都像是罵街時飆的臟話，最后一條才真正最重要。事實上，爭奪萬科第一大股東，并沒王石什么事兒，而是民企寶能與央企華潤之間的對決。王石曾表示，未來萬科要做符合中國國情的大企業，即混合制企業，智慧就在于國有資本是大股東。而寶能是民企，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王石當然不干。

此番演講，王石再次突出強調了這一點：在行業內舉足輕重的是一個純外商或民營企業“會有危險”，寶能的民企身份，讓他不歡迎。你也許會說，這不是歧視民企嗎？對，這就是歧視，而且歧視者自身要為歧視付出代價。可是，萬科干的房地產，是個純粹的競爭性行業，既不關乎國計民生，也不涉及核心資源，不小心做得“舉足輕重”，沒有國企大股東背景咋就危險了呢？按這邏輯，馬云、馬化騰他們豈不是都很危險？

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右一個“中國國情”；左一個“混合所有制”，右一個“國有股占第一大股東”，王石話語中的這些關鍵詞，其中蘊含的深意，也許正是他那個時代的企業家普遍的心理反映；但是，以王石的江湖地位和行業身份，他對歧視民企的“國情”解讀，更可能自有道理。我甚至想到了他說的“萬科不行賄”底線——為了不行賄，必須找個國企大后臺？

王石將他對民企股東的“歧視”，表達為自己要做行業老大必須順應的“國情”。仔細想想，民企可以做，但做成“舉足輕重”就會有危險，這真的是“國情”嗎？倘若如此，大眾創業除了眼下摟錢之外，還想做成百年老店，還想成為行業巨艦，是不是想太多了？“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是不是非得局限在國企樣樣做老大的前提之下？如此，民企豈不成了用完就扔的墊腳石？

“萬寶大戰”是市場的事兒，當然不需要官方回應；相比之下，歧視民企的“國情”，卻是需要官方解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