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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放任微信盜號謠言破壞網絡生態
互聯網沒有邊界,但互聯網世界里的行為不可能沒有邊界。在偽信息流一次次制造互猜和恐慌的情況下,構建應有的行為規范,是對互聯網生態最好的保護。
每個互聯網用戶每天都面對著一個遼闊的信息世界。這是一個既真實又充滿虛幻的公共領地。在這個信息流世界里,信息的病毒式傳播讓甄別和選擇成本無限提高,讓信息處理變得既輕易又復雜。在脆弱的信息甄別機制無法處理所有信息的情況下,基于個人經驗的情緒化感受,就成了用戶實現自我定位,完成互絡世界公共角色扮演的快捷方式。這讓互聯網世界的信息流要么逼近,要么遠離真實,而我們已習慣了處之泰然。
所以,當1月10日微信公開課PRO版的“我和微信的故事”在朋友圈被刷屏,隨即被謠言包圍,然后又被辟謠時,我們只是見證了又一起謠言和真相互搏的事件,看著它畫上句號,很少有人較真。仿佛這起傳播事件如同偽心靈雞湯的一次不小心的潑灑,這起謠言傳播事件的社會成本似乎從來沒有產生,或者損失已被悄然轉移。
然而,這樣并非事實。在“打開微信公開課PRO版的鏈接會被盜號”的謠言大面積傳播的瞬間,很多用戶因為無法辨別真偽,解綁了與微信捆綁的銀行卡,據說解綁的銀行卡達到了百萬量級。由于謠傳打開鏈接支付寶賬號也會被盜,支付寶也隨之“躺槍”。這句源于微信又未能制止的謠言,帶來了幾何級的災難,還能將其視作簡單的謠言傳播事件嗎?恐慌是社會安全感的敵人,是金融系統性安全的敵人,也是整個互聯網生態的敵人。如果對滋生于微信朋友圈的偽信息流造成的
恐慌仍然只能被動式補救,只能事后辟謠,那么類似商業悲劇——或者說公共悲劇就還會發生。
對此,每個互聯網平臺對于偽信息流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既是自身利益決定的,也是其公共義務決定的。10日的微信謠言傳播事件之所以被迅速放大,部分原因在于“我和微信的故事”的鏈接訪問量太高,起到了替謠言證實的反作用。我們看到,在微信朋友圈、一些公眾號,散落著大量有違常識的謠言,對于微信平臺而言,自身應建立行之有效的去偽機制,嚴格管理接口,防止管理疏漏為謠言所趁;也應建立起開放的、更有效的自我管制和凈化機制,以更牢靠的自發秩序共同預防謠言傳播。
監管層也應構建應有的指揮秩序。微信謠言的制造是惡作劇還是惡意商業攻擊?如何對其造成的公共恐慌定性和衡量?對網絡平臺謠言傳播,建立長效機制已迫在眉睫,需要劃定明確的行為邊界,建立順暢的糾紛解決機制。法制和市場,都是互聯網商業文明的基石,與互聯網微觀領域的干預不同,這是政府應該伸出的那只手。
互聯網沒有邊界,但互聯網世界里的行為不可能沒有邊界。在偽信息流一次次制造互猜和恐慌的情況下,構建應有的行為規范,是對互聯網生態最好的保護。無論互聯網監管者、企業還是用戶,都不能置身事外。倘若放任,只能鼓勵蠻荒。微信謠言傳播事件,就是一次驚心動魄的提醒。□邇曉
編輯:劉文俊
關鍵詞:微信盜號謠言 破壞網絡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