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皖南云嶺新四軍軍部領導與周恩來合影。左起：李一氓、袁國平、粟裕、陳毅、王集成、周恩來、鄧子恢、項英。

李一氓1925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的入黨介紹人是同鄉好友李碩勛和何成湘。

李一氓在“八一”南昌起義失敗后回到上海，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從事著黨的特科工作。其夫人毛一民早在大革命時期就在湖北漢口參加省婦協的工作，1926年二人結婚后同往上海，參加由周恩來同志領導的特科工作。1927年10月后，毛一民也成為上海特科的一個正式成員。

我父母養育了四個兒女：哥哥李世濱和我，還有兩個妹妹。

我父母在上海掩護了很多同志。那時我還小，印象不深，只記得不大的家里經常有叔叔阿姨進進出出，非常熱鬧，到我家里還經常抱我們，陪我們玩兒。1930年5月，黨中央決定在上海召開一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我父親李一氓負責尋找開會地址，并成為這個會址的房東，以掩護這次代表大會的召開。

從事地下工作

當時趙毅敏和李一超兩位同志剛剛從蘇聯回國不久，由黨組織安排，成為我父親的弟弟和妹妹，這樣我家里就多了一個異姓叔叔和一個同姓姑姑。現在我還對他們有個模糊的印象，父母“逼著”我們管他們叫“叔叔”和“姑姑”。在我到達延安后才知道，姑姑李一超就是后來東北抗聯的巾幗英烈趙一曼；叔叔趙毅敏則是我黨宣傳戰線上的傳奇人物。

1932年9月，我父親接到組織上的指示，離開上海前往江西瑞金中央蘇區，后來隨黨中央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抵達陜北。自從我父親離開上海后，母親除繼續從事地下工作外，就是默默祈禱我父親平安無事，以便日后能有團聚一天。

后來，由于白色恐怖和生活來源斷絕，組織聯絡也失去了，一個妹妹夭折了。我母親不得已帶著年幼的我們兄弟和妹妹回到我父親老家四川省彭縣（今彭州市）。回到彭縣后，我母親一面在中學當老師以維持生計，一面繼續從事著黨的地下工作。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我母親于1938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在彭縣成立了婦女會，將募捐和慰問抗日將士作為婦女會的中心工作，號召廣大婦女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由于我母親在彭縣卓有成效的革命工作而取得的成績，被黨組織譽為“彭縣巾幗雙嬌”之一（另一位是李啟華同志）。

一見：對父親的形象已生疏

西安事變后，毛澤東同志讓我父親去做四川軍閥的統戰工作。到了抗戰全面爆發，我父親以中共黨員的身份來到成都，完成毛澤東同志交代的任務。他在成都時，從他的好友王季甫處知道我們母子已經回到彭縣的消息。于是，他在1937年8月的一天匆匆趕回了彭縣看望我們。

在音信全無、分別5年后，我父親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這時的我已經對我父親的形象感到生疏了，加上父親的形象又有了一些變化，不是我母親告訴我叫“爹”，我還真不可能認得出來。見面后，我們一家都喜極而泣、感慨萬千，心情的激動難于言表，可惜這時另一個妹妹也已夭折了。在和我父親相處的短暫時間里，9歲的我從此知道了我父親的真實身份和他從事的事業。

1940年底，國民黨頑固派掀起了“反共高潮”。由于父親曾以共產黨的公開身份到成都、彭縣活動，我們家在彭縣繼續住下去會有很大危險，所以黨組織決定讓我母親帶著我們兄弟二人及我的堂兄李槐之（1919~2007年，原名李世傳，是我二伯父的長子），一共四人奔赴延安。

1941年初途經某地時，我們看到了國民黨報紙上刊登的有關“皖南事變”的報道。因為我父親當時就在新四軍軍部工作，所以全家非常焦急。

在延安成長

1941年3月，經過長途跋涉，我們終于到達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鑒于當時周圍環境的險惡，辦事處的同志囑咐我們不能邁出辦事處大門一步，而且每個人都要改名換姓以掩飾各自的真實身份，所以我們無法問關于我父親的消息。4月，我們終于抵達延安。

到延安后，我母親立即帶著我們去找陳云、李富春等同志了解我父親的情況，得知我父親已脫險，仍在新四軍工作時，我們一直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

組織上根據我們的情況，安排母親去中央黨校學習，李槐之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學習，哥哥李世濱和我則去延安自然科學院附中學習。我母親不久去魯藝幼兒園擔任主任。1944年7月我初中畢業，被分配到陜甘寧邊區保安處擔任無線電報務員，在陜甘寧邊區保安處處長周興同志處工作。

抗日戰爭勝利后，母親被組織派往東北地區工作，行前，受到了相關領導同志的接見。領導同志告訴我們，李一氓在抗戰期間擔任蘇皖邊區政府主席，組織上對父親在淮?？谷崭鶕丶疤K皖邊區政府的工作是滿意的。同時，組織上根據我們兄弟的情況，派我哥哥李世濱擔任中央機要局譯電員，派我到中央軍委三局工作。

自從調到中央軍委三局所屬的總臺，我從事的工作是與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下工作者進行無線電通訊聯系。這個工作非常有意義，讓我對父母當年從事的地下工作，又有了一個充分的認識。

二見：新中國即將成立

1946年3月，國民黨胡宗南部隊進攻延安。我哥哥跟隨毛主席轉戰陜北戰場，我則于1947年跟隨中央軍委三局過黃河撤退至晉綏解放區，1948年4月又隨羅青長、童小鵬同志抵達晉察冀解放區的西柏坡。在河北平山縣時，一直沒有我父親的消息，只是接到過我父親從東北托人給我們帶來的兩本書：蘇聯憲法及小說《旅順口》。還有他讓我們好好學習的傳話。

這時，我已調到中共中央社會部工作。一個偶然的機會，部長李克農同志告訴我，他與我父親在上海時曾在特科一起戰斗過，話雖不多，但對我是一個巨大的鼓勵。

當時全國即將解放，國民黨節節敗退。昔日的國民黨統治區已回到人民的手中，黨的地下工作者也回到了黨的懷抱。因此，工作量在減少，所以存在著改變工作性質的可能性。這時，我雖然已經超過20歲，但還是希望能夠繼續到學校求學讀書，以充實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識水平，適應今后變換的工作。

1949年6月，我父親奉調至北京，哥哥李世濱和我這時都在中共中央社會部工作。組織上通知我們去見他。從1937年8月到這次見面又過去了12年，對人的一生來說，這12年是關鍵的成長期，雖然我父親因為革命需要沒能在我們身邊看著我們成長，但我們在黨的撫養與教育下健康地成長，不僅早已參加了革命工作，而且都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員。見面后，我向我父親提出希望繼續讀書提高的要求，得到了他的贊許。一個月以后，組織上通知我調離中共中央社會部去學校讀書。

（作者系李一氓之子，航天科工集團第三研究院原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