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在一起》中，郭富城給艾滋病患兒胡澤濤擦眼淚。

《費城故事》劇照

國產電影《夏洛特煩惱》中，夢境中的夏洛遭遇背叛，在孟特嬌-元華-秋雅的傳播鏈條中被感染HIV，短時間內就瀕臨死亡；國產電影《最愛》的結尾，章子怡飾演的琴琴，把自己浸在冷水里，給同樣感染HIV且已經發病的丈夫降溫；美劇《同志亦凡人》《平常心》中描述了男同性戀群體，大部分艾滋病患者多因為性濫交感染；美國電影《費城故事》中，湯姆·漢克斯因患艾滋病而遭到公司解雇，于是用法律維護自己的權利……

影視劇中描寫的艾滋病，往往有著固定程式：從感染到死亡的時間很短，患者癥狀往往是發燒，體重迅速下降，男同性戀居多，立刻會被公司辭退……但事實上，這些并不是艾滋病的真相。為此，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了四川省人民醫院外科副主任醫師江華、資深青少年心理咨詢師李春漫、中華紅絲帶基金副秘書長葉大偉，分別從醫學、心理學、社會學等角度，來彌合影視劇與現實的距離。

醫生：艾滋病感染者的存活時間已達40~50年

江華從事臨床和基礎醫學研究15年，曾任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和聯合國發展計劃署艾滋病顧問，也是國內知名艾滋病公益組織“愛白成都中心”和科普網站“三思科學網”的共同創始人。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影視劇中表現艾滋病，最大的問題在于把它當成馬上會死亡的不治之癥。

“事實上，當今醫學對艾滋病的治療，已經能讓感染者的平均生存時間，高達40~50年——也就是說30歲感染了，依然能活到七八十歲。”江華說，“美國去年發表的一篇文章稱，艾滋病感染者的平均壽命，只比未感染者減少兩到三年。而隨著艾滋病醫學研究的快速進展，專家們普遍認為，再有20年左右，或許就能達到治愈艾滋病的目標。”

江華還指出了影視劇中一些常見的錯誤說法：比如，艾滋病患者一定會發熱。那是因為在早期沒有藥物的情況下，很多患者由于肺部感染死亡因而發燒，但現在并不成為絕對。再如，很多宣傳資料和影視劇對HIV感染以后的“早期癥狀”做了過分渲染，以至于很多人在發生高危性行為以后，以所謂“早期癥狀”進行“自我診斷”。其實，這些“早期癥狀”只在不多感染者中出現，而且癥狀都過于普通，或許僅類似普通感冒。

江華認為，目前對艾滋病的科普存在兩個問題：一是關注度不夠，媒體也只在每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才會想起這個選題；二是宣傳本身不到位。

“在青年人群中，艾滋病感染者這幾年增長很快，分三類情況：一是男同性戀，我們只教育說要使用安全措施，但沒有說要消除對同性戀的歧視問題；二是其他人群，在被‘大部分新增艾滋病感染者是同性戀’的宣傳口徑下，會覺得這與自己無關；三是與娛樂性毒品相關，這類毒品的致幻性特別強，但由于成癮性相對較低，年輕人覺得可以玩，但經常醒來后都不知道自己昨晚干了什么。”江華說，對這類情況的宣傳不到位，艾滋病的預防是無法成功的。

12月22日，江華所在團隊主持開發的手機App“A健康”在蘋果商店正式上線，短短一天就有超過3萬次下載。這也許并不是特別大的數字，但“A健康”是國內首個艾滋病感染者的治療管理軟件，為其提供治療、飲食、生活、社交等一系列自我管理和支持服務。

“A健康”的使用者們在上面分享心得、互相鼓勵。有的關于藥物治療：“吃藥物第5天了，剛開始會頭暈，現在慢慢適應了。”有的關于艾滋病患者的愛情：“我們是A(AIDS)后在一起的，兩年，已經注冊結婚。”還有關于對生活的希望：“開心一天是一天，憂愁一天也是一天。生命的意義不是長度，而是寬度！”

心理學家：青少年對艾滋病的關注度最高

根據國家衛計委數字，從2008年到2014年，青年學生中新報告的艾滋病感染數從482例上升到2552例，其中經男性同性性傳播的比例由58.5%升至81.6%。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吳尊友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每年新報告的艾滋病總人數當中，在城市里，高校相對比較集中。”

百度搜索推出的艾滋病大數據報告顯示，近3個月，百度關于“艾滋病”的整體搜索熱度達到了598萬，其中“29歲及以下”的青少年群體是對艾滋病關注度最高的群體——“19及以下”占比為22.61%，“20~29歲”占比為65.64%。

資深青少年心理咨詢師李春漫分析，大學生艾滋病感染者人數增加，與艾滋病科普沒有跟上有著密切關系，而影視劇的誤導又讓青年增加了對艾滋病的負面感知。“大學生一方面知道不安全的性行為有傳播艾滋病的可能，但另一方面又不具備如何保護自己的意識和措施。”李春漫說，“年輕的大學生還有一個心理特點，就是不管這事兒多么可怕，但沒落到我頭上，就有僥幸心理。”

李春漫在觀看影視劇的過程中發現，一旦劇中出現艾滋病，國外往往是和男同性戀相關，國內往往是由于性濫交和賣血，對情節發展和人物情感起到很強的推動作用。影視劇的藝術需求，和觀眾的心理預期，互為因果。

“影視劇給觀眾一個暗示：艾滋病是很糟糕的病，得病是因為生活作風問題，而且傳染性極強。得癌癥也會死亡，但恐慌與歧視，賦予了艾滋病疾病之外的隱喻。”李春漫說，“很多艾滋病感染者被賦予道德的評判，是不被周圍人接受的，還會被最親近的家人和朋友嫌棄。人是社會動物，被人群孤立的時候，就失去了存在感。”

北京交通大學計生辦主任康俊曾對媒體表示：“從保密角度講，不能單獨給他們(大學生艾滋病感染者)一個房間。你表面上對他們是照顧了，實際上容易暴露他們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也容易讓他們心理上感覺到‘我會受到學校的特殊關照甚至是歧視’。”

在實際臨床中，李春漫幾乎沒有遇到過真正的艾滋病感染者前來咨詢心理問題，更多的是一些沒得病卻“恐艾”的人群。“我們在拍攝防治艾滋病宣傳片的時候，對艾滋病患者的形象、行為有夸大和刻板的成分，在教育的同時，卻讓人產生了恐懼和歧視心理”。

社會：消除歧視與恐慌，像對普通人一樣看待這個群體

在國內，廣東、陜西、湖南等省已明確規定，用人單位不得以感染艾滋病病毒為由解除與勞動者的勞動關系，并應當為其病情保密。然而，中華紅絲帶基金副秘書長葉大偉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實際情況中，絕大部分用人單位會千方百計讓艾滋病感染者離開，用排擠、冷落、調崗等各種方式。他們不會因為艾滋病這個理由失業，但會被找到很多借口造成事實上的失業。”

葉大偉說：“早期的艾滋病宣傳片中，患者總是瘦得皮包骨頭，讓觀眾覺得特別恐怖。那是因為在雞尾酒療法發明之前，的確沒有有效的治療方式。現在有了藥物治療，脂肪流失的幾率和病例少之又少。”

葉大偉認為，影視劇作為大眾傳播的手段，一方面應該承載關于艾滋病的基本常識，另一方面應該消除歧視和恐慌，不然就會對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造成侵權，而“侵權是社會冷漠和退步的表現”。

中華紅絲帶基金是由全國工商聯和20余家會員企業共同倡議發起籌建的致力于艾滋病預防和控制工作的全國性公益基金組織。葉大偉說：“從我2003年加入這個行當，我就對艾滋病感染者沒有恐懼。見第一個感染者時，就和他一起吃飯，我覺得他比我還壯實。”

該基金還參與了電影《最愛》、紀錄片《在一起》、公益廣告《我們在一起》等艾滋病相關影視作品的拍攝。 2005年，6歲的山西孩子胡澤濤被確診感染艾滋病，渠道為母嬰傳播。2009年，著名導演顧長衛在網絡公開招募艾滋病感染者出演電影《最愛》或參與電影幕后工作，并在征得感染者本人同意后，將此過程拍攝成為艾滋病反歧視公益紀錄片《在一起》。當時10歲的胡澤濤成為被選中3名演員中最小的一個，也由此成為國內唯一一個出鏡不需要化名和打馬賽克的艾滋病患兒。

不可否認的是，就醫、就業、就學，是艾滋病感染者目前面臨的三大難題，歧視和恐懼依然沒有消除。拍攝《在一起》時，劇組在胡澤濤家拍下了這樣的鏡頭：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吃火鍋，父親和繼母夾菜給孩子。為什么不是孩子自己夾菜？父親一怔，說是怕孩子不小心，淋到了外面。如今，胡澤濤已成為國內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兒學校——山西臨汾紅絲帶學校的班長。他希望自己以后還能有機會上大學、進入社會工作。

葉大偉誠懇地說：“早些年覺得他們是弱者，要給他們幫助。這幾年我覺得，要像對普通人一樣去看待這個群體，給予人格上的平等，這也是他們最需要的。我們并不是在幫助他們，而是在幫助自己，幫助這個社會和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