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代駕公司大數據中心發布了《2015中國城市應酬指數報告》。該報告基于對24個主要城市市民酒后使用代駕的大數據研究以及5000份調查問卷而形成。報告根據應酬頻率、應酬時間、應酬地點以及城市人口基數等維度加權計算，得出中國城市應酬指數。報告顯示，全國城市應酬指數排名北京第一，上海、沈陽、鄭州等城市緊追其后。2015年中國主要城市平均應酬指數為67.8，較2014年同比下降近5個百分點。

城市應酬指數，可以說完全是一個全新的概念。說得粗俗一些，就是看哪個城市的市民更能喝酒、更會喝酒；說得高雅一些可能就是看哪個城市的酒場最多，尤其是商務招待場合更多。

在這份城市應酬指數報告中，既能看到“好消息”，又得看到“壞消息”。“好消息”無疑是，國人的平均應酬指數正在下降，今年比去年下降了近5個百分點，這說明越來越多的人能夠擺脫一些酒場。而“壞消息”則是，所有的應酬中，真正的“酒逢知己”、“交流感情”的比例只有19%，而之如要賬、清款、公司聚會以及其他則構成了81%。這說明，仍然有大量的職場人員，被綁架在酒桌上。自己的人生，也必須要和酒杯打交道。

這容易形成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喝酒應酬可以成為生活技能。正所謂“學會應酬，半生不愁”。對于國人而言，應酬幾乎成為謀生手段，而這種謀生資本有時說起來比學歷、資歷更加重要。這樣的現實體現在招聘啟事中就是，我們能夠看到許許多多的單位選擇新員工時會注明“能應酬”的標準。一些不勝酒力者，則會容易在這樣的應聘中敗北。

第二個問題是，越來越多的規則建立在酒桌上，而不是建立在陽光下，同時，這樣的社會風氣，無論在官場、商界還是在普通人的交往中，都容易產生“酒氣”。雖然說許多規則都是有明文規定的，雖然說官場里也有“八項規定”及各地的實施細則，但誰也不能忽略酒文化對于這些規則的沖擊。該付的款不付，該審批的項目不批，凡事都要交到酒桌上辦理，這勢必會造成社會不公。

濫醉的酒文化，已經讓許多人不堪。即便是一些好酒之人，也可能有顧此失彼之時。可即便如此，應酬在我國也已經成為了一門大學問。在搜索引擎上只要搜應酬，很容易會出現一些“專業書籍”：《中國式應酬規則與潛規則》、《中國應酬學》、《應酬技巧》、《中國式商務應酬細節全攻略》，等等。這些書宣揚的是“飯局就是大局，擺平就是水平”，講解的是如何通過喝酒喝回“應收賬款”或要到“上級撥款”，如何能在酒桌上說讓人高興的恭維話。

應酬關乎的不只是人的問題，也能影響到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當然了，或許有人會認為，應酬只要不是花的公款，法律與道德就不應該進行干預。但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應酬得過多，會腐蝕掉相關領域的規則與秩序，會助長更多的暗箱操作。此語境下，我們聯想馬云“不請官員吃飯、不行賄”的言論時就會感覺無法相信。因此，還是希望通過國人的努力，改變一下“中國式應酬”，陽光化一些社會規則，更要改變被酒杯綁架了的悲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