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

家人“共用”醫保卡，在生活中其實很常見。這和“小病大治”是一個道理，醫保制度就是這么設計的，得達到一定起付線才能報，家人“共用”醫保卡因此比較劃算。當然，此案情形稍有例外，妻子鄒某參加的是城鎮職工保險，藥費報銷較少，而丈夫老周的社保卡（或許是之前的公費醫療）能報的更多，于是女兒用老周的卡給鄒某買藥。這算不算騙保？嚴格意義上講，肯定算。又是翻倍罰款又是判詐騙罪，因此都不能說于法無據。

此事之所以遭到網民炮轟，不是因為大家都法治意識淡薄，而是因為判罰這樣一個被疾病壓垮的家庭似乎不夠人道，而且，醫保基金“錢多到花不出去”的問題，被輿論熱議早有年頭了，若不是自己的醫保報銷太少又何須用丈夫的？在我看來，簡單用“弱勢群體”來否定依法判決的必要，當然是要不得的“仁慈”，但值得反思的是，若不是醫保制度設計本身有問題，又何以“騙保”盛行？

城鎮職工、城鎮居民、新農合，這是當下并存的三種醫保制度。其中，城鎮職工醫保分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前者用于住院報銷后者用于門診買藥。對于個人賬戶，最普遍的看法是，那是“咱自己的錢”。新聞中的妻子鄒某，之所以不用自己的卡買藥，大概就因為自己卡里的錢是自己的，而公家的不報白不報。有這種想法的人很多，于是醫保卡個人賬戶里的錢，最后通常被用來購買生活用品，或者買出藥來再賣給街邊“高價收藥”的。

花費那么大的行政成本，先一個個地收上來，轉個彎又讓參保者都取出去，或者間接取出去，職工醫保個人賬戶非但談不上真正的“保險”，反而有點“吃飽了撐得慌”的感覺。所以，有沒有必要設置醫保個人賬戶，其實業內一直是有爭議的。倘若沒有醫保個人賬戶，新聞中的妻子鄒某固然犯不著拿丈夫的社保卡買藥，生活中形形色色的騙保中介也必然沒了生意。當然，取消個人賬戶之后，繳費比例和報銷限制都應隨之調整。

夫妻共用醫保獲刑，還說明不同社保種類報銷水平差異巨大。丈夫老周可以報銷更多的社保卡到底是什么卡，新聞中并未提及，若涉及公費醫療，那自然是一個腐敗話題——“山西一退休廳官公費買藥賣藥店，十余年風雨無阻”之類的新聞，過去已經有過很多。這兩年，公費醫療逐漸被取消，公務員納入城鎮職工醫保是個很大的進步；但是，現存醫保制度依然有三種之多，而且報銷差異巨大，全民統一的醫保制度如何改革，應該盡快被提上議事日程。

醫保是一種互助共濟的制度安排，背后的合理性在于：人總會生病，而又不會同時生病。可是，如果夫妻之間都不能“共濟”，那還如何體現醫保“共濟”的特點呢？自己有醫保，卻要用丈夫的醫保卡買藥，最終還被判了刑，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人們貪小便宜的心理在作祟，但更深層的問題卻在于醫保制度本身病得不輕，既有醫保個人賬戶這樣的“怪胎”，也有醫保“錢多到花不出去”與看病貴看病難之間的矛盾，更有鴻溝巨大的醫保不統一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