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留守兒童監護之痛：家長幾個月不聯系 奶奶教打架

編者按：每到歲末年關，打工者盼的就是拿到工錢、買到回家的車票。而留守在農村老家的孩子們，也已經開始倒數與爸爸媽媽團聚的日子。據統計，全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0萬。如此龐大的留守兒童群體能否健康成長，事關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也事關國家的發展與未來。孩子們成長中有怎樣的悲喜？家庭、政府、社會、學校對留守兒童的關愛和保護是否到位？留守兒童問題該如何破解？人民網記者赴河南、安徽、貴州、四川、云南等勞動力輸出大省以及廣東、北京等勞動力輸入地采訪，推出“十問留守兒童”系列報道，與網友一起探討。

貴州省羅甸縣打改村，一位老人帶著孫女喂豬。人民網 趙艷紅攝

“現在的問題是，有精力有能力的人不管孩子，管孩子的人受體力、觀念和文化水平所限，不可能給孩子足夠的關注。”云南師范大學副教授成巧云對人民網記者表示，在她對云南昭通等地留守兒童問題的田野考察中發現，“沒有愛的回應”是目前留守兒童監護人最大的問題。

由于父母單方或雙方出外打工，農村兒童的實際監護責任被轉移給了非父母的其他留守人群。記者在多地的走訪中發現，目前擔任農村留守兒童實際監護人的群體主要包括：留守老人(孩子的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留守婦女(孩子的母親)，有血緣關系的親戚、族人(主要存在于家族聚居明顯的少數民族區域)，村干部或其他有余力的人，各類兒童托管中心等。

無論是親人還是陌生人，留守者們大多是被年齡、精力、文化素養、工作能力所困。在一定程度上，他們與留守兒童一樣孤獨。在孩子的教育里，他們所能給予的，也只有他們所擁有的有限的那一點。

托管中心：監管真空的臨時庇護所

“媽媽已經幾個月沒有打電話來了。”今年9月剛讀小學四年級的宋明說，“陶老師說媽媽可能很忙，讓我先好好學習，陶老師會跟媽媽聯系上的。”

這個孩子口中的陶老師，并不是學校的老師，而是他所寄宿的云南省宣威市寶山鎮留守兒童之家的創辦者陶汝會先生。這位在福建當過兵、后長期在福建一所私立學校擔任管理人員的陶老師，回到家鄉寶山后，決定以在福建積累的經驗，創辦了這個完全私營的留守兒童之家。

“宋明的這種情況并不少見，很多家長交上一個月390塊錢的生活費給我，把孩子扔這里就完全不管了，之后幾個月既不交錢也聯系不上人。”陶老師感嘆說，“因為家長在城里打工，電話號碼經常換，我只能等他們聯系我。”

寶山鎮留守兒童之家的這些孩子們，大多數父母在外打工，也沒有親人留在家鄉。宋明過去一直跟外公一起生活，大半年前老人摔斷了腿被接去昆明治病，宋明只能孤身被留在這里。

“我想我外公，想跟他一起生活。”宋明說，隨后他又迅速地補充了一句，“在陶老師這里也很好，有很多同學一起玩。”當記者問他想不想跟媽媽一起去她打工的拉薩生活時，孩子沉默了很久，最后搖了搖頭。

對這個孩子來說，盡管外公無力照管他的學習，盡管陶老師一個人要管三十多個人，但他們，才是他熟識和親近的人。

處于一條小河和高速公路之間的三間瓦房，其中一間男生宿舍、一間女生宿舍、一間用于給孩子們完成作業的教室，就組成了30多個孩子共同的家，這個家目前還面臨著由于鎮里征地而可能消失的風險。陶老師在黑板上寫著：“世界上的一切光榮和驕傲，都來自母親。”字跡被某個調皮的孩子用手抹得有些模糊。

在河南、貴州等地的一些縣城里也存在類似的兒童托管中心，有的是老師把父母沒時間看護的學生帶回家并收取一定的費用，有的是培訓機構在藝術培訓的基礎上又加了托管的項目，有的是學校附近的居民辦在自家住宅里，大部分都無證照無監管，居住條件存在安全隱患。托管中心的孩子，大部分是來自農村的留守兒童。他們的父母外出打工，覺得村里的教學條件不如縣城里好，就送他們到縣城上學，吃住則交給托管中心。

河南省西華縣第二實驗小學附近，記者以孩子家長身份暗訪了一家開在民居里的托管中心，發現沒有碗筷消毒設備，也沒有滅火器等安全設備，托管費用為一個學期2400元。西華縣教育局一位負責任人表示，目前尚無辦法界定托管中心歸哪個部門管理，監管存在困難，教育局只能對開托管中心的公立學校教師進行紀律處分。

留守老人：有心無力影響人際融合

河南省西華縣東高村，肖楠（化名）幫奶奶剝花生。他的爸爸媽媽在新疆打工。人民網 宋芳鑫攝

安徽省安慶市太湖縣晉熙鎮天臺聯合小學是記者走訪的其中一站。2008年2月，這所學校的一位12歲少年在春季學期開學當日，于村里祠堂邊自縊身亡，這個一直被認為溫和懂事的孩子留下遺書，稱想念外出打工的父母。七年過去，這個學校里的留守兒童依然十占八九。

“反正我沒有媽媽管，我奶奶說，我媽被狼叼走了。”這是天臺聯合小學一年級的一個男孩說的話。班主任吳玉華介紹，這個周姓男孩性格孤僻又蠻橫，經常跟同學鬧矛盾。有一天，奶奶來學校接他放學，當著老師同學的面就對這個孩子說：“別人罵你，你就罵他，別人打你，你就打他！”吳老師了解到，這個孩子的媽媽在孩子還小的時候，就失去了聯系。父親在外打工，奶奶把孫子當寶貝，十分溺愛。

放學后，記者隨一個三年級學生到家中探訪。孩子坐在室外的天井里，借著還亮的天光在寫家庭作業，58歲的章奶奶在孩子身后撿菜。老人開朗而健談，她告訴記者，孩子很乖，每天回來都按時寫作業。她十分自豪地給記者展示墻上的獎狀，夸獎孫子學習好。章奶奶有時會在一邊看著孫子的作業本，事實上，她什么也看不懂。她說：“我是個文盲，沒辦法教他，我就希望我孫子好好學習。”

在走訪過程中記者發現，大部分留守老人都是文盲或僅有小學文化水平，只能夠保證孩子吃飽穿暖，不能指導監督孩子學習，很難給予恰當的品德教育，也無法傾聽和紓解孩子的情感矛盾。家庭教育的差異極大地影響了孩子的性格表現，能夠提供親密陪伴和一定文化教育的留守老人，培養出的孩子往往更開朗快樂。

平偉和成慧是安徽省安慶市太湖縣大石中學初二年級的同班同學。兩個人都是出生不久后，父母就外出打工了，兩個人跟父母關系都不太親近，也不愿意跟父母一起生活。平偉是寄宿生，爺爺有風濕，奶奶去年把一條腿摔斷了。每到周末回家，除了寫作業，他還要照顧爺爺奶奶。老師說平偉非常比較沉默，經常只用“是”或“不”兩個字來回答問題。在記者的一再追問下，他說：“很多事情不想說。爺爺奶奶身體不好，不想讓大家都煩心。”

成慧是走讀生，家庭條件比較好，爺爺奶奶在學校附近租了一套房子，以便照顧她學習。爺爺目前還在上班，念過初中，能指導她一些學習方面的問題。奶奶每天中午都給她做飯，放學都會來接她回家。相比平偉，成慧的性格略為開朗，回答問題也比較快。成慧說，她如果遇到了開心的事情，就會跟爺爺奶奶講；如果遇到了不高興的事情，她會先自己消化，或者跟同學說。

“家庭是孩子健康成長的最佳保障。留守兒童的父母離開了，他的家庭實質上就不存在，不能滿足他們成長的基本需求。隔輩老人所提供的，是本質就有缺失的家庭教育，這使得他們處理人際關系難以和諧，體會不到人際融合和關心友愛。”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童小軍認為。

留守母親：“留下”并不比“出去”容易

“過去我們解決兒童問題，強調家校溝通、加強對留守家長的培訓等，但對很多實際承擔監護責任的老人來說，這些能提升的都有限。”從事婦女兒童工作11年的太湖縣婦聯主席陳林認為，只有親生父母與孩子關系最親近，才是最合適的監護人。

吳萍在去年成為了一名“留守婦女”，因為小兒子要上一年級，大女兒也快升初三，她決定放下在外地的工作，回到太湖縣照顧兩個孩子和老人。

“我女兒這一年來跟我親近了很多，有什么事都愿意喊媽媽、媽媽。”吳萍說，“我女兒以前總覺得我把弟弟帶在身邊，把她扔在家里，都不怎么跟我講話。現在好了，她經常跟我聊天。女兒跟我說‘媽媽我知道你一個人要照顧六口人很辛苦，以前家里的條件不好你才要去打工的’。”女兒的話，讓吳萍流了淚，也堅定了她留在家里照顧孩子的決心。

與吳萍類似的“留守婦女”很多。她們發現，回來之后，孩子的學習成績、性格表現、心理狀況、與家人同學的關系都有改善。但同時，她們也感到經濟負擔都壓在丈夫一個人身上，家庭經濟水平確實有所下降。另一方面，由于一下子失去了工作，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婦女，并不知道怎么打發除帶孩子之外的漫長時間，有些就沉湎于打麻將、串門子。

太湖縣婦聯組織了陪讀家長培訓班，教陪讀母親學習家政服務和手工編織等工作。婦聯與當地企業合作，給吳萍這樣的學員在畢業后安排能自由支配時間的相關工作，一邊改善家庭經濟狀況，一邊陪伴孩子。“要是能在老家工作賺錢，當然就不往外跑了。”吳萍說。

陳林介紹，舉辦陪讀家長培訓班，是讓陪讀母親能夠有工作、有收入、有追求，給孩子更好的榜樣。另一方面，把當地的企業資源與勞動力更好地結合，又能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留住青壯年勞動力。

同時，陳林也承認，盡管母親一方的回歸或許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留守兒童的心理焦慮，但父親角色缺失帶來的孩子性格的不完整、因夫妻兩地分居而導致離婚率上升等后續問題仍難以解決。

“因為經濟條件所限，農村父母越來越多地被迫遠離家庭，家庭責任感變得越來越淡薄。因此，如何留下孩子的父母，如何讓留下的父母不再離開，給孩子完整的家，變成了更緊要的事情。”成巧云副教授說。(文中涉及未成年人及家長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