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長時段考古挖掘，經過幾代考古工作者的整理、編纂與修改，集結而成的《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于12日正式出版，備受考古界關注。

當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舉辦的“陶寺遺址與陶寺文化”研討會上，報告主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高煒介紹，《襄汾陶寺》是由多位考古學家參與編寫，通過15個專題對陶寺遺址考古資料做了科技檢測分析，代表了中國史前考古與現代科技手段聯合攻關的學術范式。

這是陶寺遺址觀象臺（資料照片）。

這是陶寺遺址出土的土鼓（資料照片）。

這是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扁壺，其上為朱砂書寫的“文”字（資料照片）。

歷經長時段考古挖掘，經過幾代考古工作者的整理、編纂與修改，集結而成的《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于12日正式出版，備受考古界關注。

當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舉辦的“陶寺遺址與陶寺文化”研討會上，報告主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高煒介紹，《襄汾陶寺》是由多位考古學家參與編寫，通過15個專題對陶寺遺址考古資料做了科技檢測分析，代表了中國史前考古與現代科技手段聯合攻關的學術范式。

陶寺遺址位于山西南部臨汾市襄汾縣城東北約7公里的陶寺鎮，遺址面積300萬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原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對陶寺遺址做了大規模發掘，獲得陶器、石器、禮樂器、裝飾品等數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開陶寺遺址的神秘面紗。特別是紅銅鑄造銅鈴與類似文字符號的發現，引起海內外關注，也為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禮制研究，提供了珍貴的重要材料。

1999年開始，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合作，對陶寺遺址開始了新一輪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遺址考古工作被納入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隊領隊何駑說：“在第二階段考古工作中，發掘總面積約8000平方米，基本確定了陶寺早中晚三期的宮城、觀象祭祀臺、祭地禮制建筑、工官管理手工業作坊區等，使學界認識到陶寺遺址是目前考古探明功能區劃齊全、具有典型雙城制模式的都城遺址；陶寺文化社會已進入到邦國形態。”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長白云翔認為，歷經37年、兩大階段的陶寺遺址考古發掘，提出了一條較為完整的系列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與文獻記載的堯都有相當高的契合度。陶寺遺址的一系列新發現，成為佐證“五千年中華文明”的重要依據，是生生不息的中華文明核心的重要源頭。

本次研討會由國家文物局指導，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文物局等共同主辦。研討會上，多位學界專家紛紛表示，陶寺遺址發掘工作還需進一步加強相關研究和論證，對陶寺文化的來龍去脈做系統性、多學科的統籌整理。

“重視對遺址的保護與合理利用，統籌好陶寺遺址與當地社會、文化資源的有效銜接，做好遺址博物館的建設等，都將是下一階段需要面對和解決好的問題。”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