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輿論關注的熱點,對此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爭論。中國的經濟改革,從來是問題導向的。供給側改革要改什么,要看中國經濟運行和發展面臨的要害問題是什么。

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正處在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轉換過程之中,背后則是結構、動力、體制政策環境的轉換,由此也可以稱其為“轉型再平衡”,即由高速增長平臺上的供求平衡轉向中高速平臺上的供求平衡。以往長時期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設施、房地產等相繼出現歷史需求峰值,出口的高增長也由于國內要素成本和匯率上升而難以為繼。在需求增速回落的同時,供給側相對應的重化工業也開始調整,但調整幅度遠不及需求回落幅度,于是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并引發了PPI超過40個月的負增長,最新的PPI已達-5.9%,導致了中國式的結構性通縮。與增速下行壓力相比,更具挑戰性的工業企業利潤超過一年的負增長。利潤負增長非同小可,持續下去將會加大金融財政風險壓力。最新數據顯示,這種負增長仍在加劇。分析顯示,煤炭、鋼鐵、鐵礦石、石油、石化、建材等過剩最為嚴重行業在PPI和利潤下降中占到70%以上的份額。

中國經濟達到中高速增長平衡點,將會有兩個“底”。一個是“需求底”。房地產投資增速已經由以往的高增長回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負增長,當房地產投資增速由負轉正時,將是房地產投資乃至中國經濟從需求側來看的經濟增速觸底的信號。估計這個“需求底”有較大可能在明年年中左右看到。另一個是“效益底”,即工業企業利潤增速由負轉正,并保持可持續的增長。這個“效益底”的出現,直接取決于減產能的力度和進度。但目前來看,仍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如果“效益底”滯后于“需求底”遲遲不能出現,經濟很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風險的特殊困難時期。

擺脫這種困局,首當其沖是高度重視并大力度減產能,同時解決其他領域“低效率洼地”問題。這樣就涉及到需求側政策的局限性。供給和需求是現代經濟活動互為關聯的兩個方面。所謂“三駕馬車”是對需求側消費、投資、出口活動的通俗描述。有人以為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駕馬車”。這種看法會導致誤解,而且低估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意義。解決中國經濟當下面臨的轉型期結構性問題,需求側政策并非不可用,而是不能只靠需求側政策,也難以將其作為重點。例如,對一個時期以來的通貨緊縮現象,主張放松貨幣的聲音很大。從成因看,中國目前的通縮與某些西方國家曾經出現的通縮全然不同,不是由于流動性不足,而是源于增長階段轉換期的結構性嚴重過剩。對此類通縮,僅是放松貨幣不大可能有效,這正是近些年連續降準降息、過剩問題有增無減的原因所在。在增長階段轉換的大背景下,需求側的刺激政策主要是防止短期內增速下滑過快,而不可能通過刺激政策使過剩產能不再過剩。這個“度”過了,所刺激起來的很可能是短期內無現金流和經濟效益、長遠效益和社會效益也難以確定的低效或無效投資。另一個同樣不能忽視的問題是,注意力放在需求側刺激上,很可能錯過減產能、實現轉型再平衡的有利時機。

在這種情景下,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顯而易見了。供給側改革也有宏觀和微觀之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排除宏觀政策的必要調整,比如采取供給學派所強調的減稅等措施,但重點還是在微觀層面,通過實質性的改革措施,進一步開放要素市場,打通要素流動通道,優化資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產率。具體地說,優先和重點的改革領域包括如下幾項。

第一,對減產能要采取果斷管用辦法,在一定時間內取得實質性進展。理想辦法是通過市場化的優勝劣汰擠出過剩產能,但在現有體制條件下,尤其對國企占主導地位的重化工業領域,市場機制作用有限。可考慮由國家層面確定減產能總量,按現有產能將減產配額分配到各地,同時允許配額交易,這樣優勢企業可以不減,還可以去買劣勢企業配額。同時在解決“人”和“債”問題出臺得力政策,如將部分國有資本轉入社保基金,解決職工安置問題;對相關銀行壞賬允許核銷等。同時要推動優勢企業主導的市場化的兼并重組。

第二,進一步放寬準入,加快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放寬準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壟斷問題突出的領域,如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領域,引入新的投資者,鼓勵和加強競爭。有的領域,表面上看投資已經不少了,如果放寬準入,還有降低成本、提供效率的很大空間。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夠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資。

第三,加快城鄉之間土地、資金、人員等要素的流動和優化配置。中國城市化還有很大發展潛力,但重點不在現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間。要把以往孤島型城市轉變為網絡型城市,進一步拓展城市帶、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間帶動大量小城鎮發展,推動互聯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帶動人口居住和產業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將可引出可觀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機會。農民要進城,城里的人員、資金等也有到小城鎮和下鄉的意愿,要下決心打破城鄉間土地、人員、資金等要素流動、交易、優化配置的諸多不合理體制和政策限制。農民所擁有的資產只有的確權的基礎上允許流動、允許交易,價值才能充分顯現,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維護。

第四,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精致生產。盡管服務業比重超過制造業,但制造業仍然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所在。服務業中發展潛力最大的生產性服務業,直接服務于制造業轉型升級。必須牢固確立制造立國的理念和政策導向,推動制造業由粗放經營轉向精致生產,倡導“工匠精神”,把活做精做細,提高附加價值比重,向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提升。借鑒日本等國的成功經驗,全面實行加速折舊政策,此舉相當于向企業減稅,同時起到促進設備更新、擴大投資需求的多種效應。

第五,尊重創新規律基礎上培育創新環境。與模仿為主的發展相比,創新面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必須通過市場上的大量試錯,提高創新成功的概率。政府習慣于居高臨下地做產業規劃,但創新從本質上說是很難規劃的,最重要的著力創造有利于創新的環境,包括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穩定企業家、科研人員的預期,排除泡沫經濟的擾亂,促進創新要素流動,培育人力資本,改造金融支撐體系等。要把培育創新環境與地方競爭結合起來,推動形成若干個有吸引力、影響力的創新中心。

以上重點領域改革,集中于要素市場,這將是供給側改革的主戰場。過剩產能、低效無效要素要出去,有競爭力的、創新的要素要進來,通過生產要素的進一步解放、流動和優化配置,攻占經濟生活中仍然隨處可見的低效率洼地,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新格局。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企業盈利水平是需要特別關注的核心指標。中國經濟轉型,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企業盈利模式的轉型。增長速度和效益的關系相當復雜,在特定增長狀態下,存在中一個最優結合點。上面的分析表明,存在嚴重過剩產能的較高增長速度,將會降低企業利潤,這就存在著穩增長與穩效益的矛盾。只要企業盈利處在一個正常或改進的狀態,增長速度高一點、低一點就不會成為很大問題。也可以說,與企業好的盈利狀態相對應的速度就是一個合理的、好的速度。我們曾經提出過“企業可盈利、就業可充分、財政可增收、風險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資源環境可持續”的“六可”目標,其中核心是企業可盈利,這一條好了,其他幾條才有保障。供給側改革是否深入并取得成效,企業盈利水平將是一個關鍵的度量指標。

對于供給側改革,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屆五中全會已經講了很多,大的部署都有了,關鍵是要把文件變成實踐,頂層設計和基層試驗互動。頂層設計主要是管方向、劃底線。改革中到底哪些措施真正有效管用,還是要給出地方、基層和企業更大的空間來試驗,通過試錯、比較、改進,找出符合實際、確有實效的辦法。這也是我國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最為重要的一條成功經驗,應該說現在依然適用,并可在實踐中進一步拓展和提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劉世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