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專家建議減免二孩家庭部分所得稅 借鑒男性產假制

圖片來源：新華社

　　大城市孕婦建檔難

　　北京市有近130家的婦幼和助產機構，每年能接收的產婦在26萬人左右，三甲醫院人滿為患。北京市的全年分娩量預計超過30萬

　　近日，記者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看到，孕婦建檔已排至明年7月，這意味著7月以前的產床已排滿，沒有建上檔的孕婦很難在該醫院生產。實際上，在一線大城市里，大醫院產科“一床難求”現象已不少見。

　　“也有一些符合政策生二孩的，但增長比較平穩。建檔難主要與大家希望生個‘猴寶寶’有關，這已經成為我們產科的規律。”北京婦產醫院產科主任范玲解釋，產科向來床位緊張，200張床位利用率基本在120%以上，按照科學床位比來看，醫生、護士人手也顯得不足，缺口約1/3。

　　符合全面兩孩政策的9000萬人群，大部分在城市居住，如果這部分人近幾年內集中釋放生育壓力，勢必造成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婦產科資源緊張的局面。全面兩孩遭遇“猴寶寶”建檔難，成為應對生育高峰的首輪壓力。

　　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指出，全面二孩政策落實后，國家婦幼資源建設能力特別是優質婦幼助產機構的資源在滿足群眾需求方面還有差距。加上大量的流動人口在常住地城市生育，全面兩孩目標人群中的農村或中小城市一些家庭選擇到大中城市分娩，增加了產科床位緊張度。他舉例稱，北京市有將近130家的婦幼和助產機構，每年能接收的產婦在26萬人左右，三甲醫院人滿為患。目前北京市的月建檔量超過3萬，全年分娩量預計超過30萬，挑戰非常大。這種狀況在其他一線大城市也顯現了。

　　范玲認為，產床緊張是結構性的、相對的，很多民營醫院、一級醫院的產科床位住不滿，需要建立分級轉診機制，分流部分孕婦到民營和一級醫療機構產檢，減輕大醫院的就診壓力。楊文莊指出，國家將加大社會投入，加強分級診療和基層培訓，引導群眾合理地選擇助產服務機構。

　　優質助產資源緊張，優質的兒科資源配置也面臨挑戰。據統計，目前我國兒科執業(助理)醫師缺口約20萬人，每千名0—14歲兒童匹配的兒科醫生不到1人，離國際通行標準較遠。

　　誰來幫忙照料二孩

　　目前3歲以下的托幼服務極度欠缺，主要靠祖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照料，或是婦女本人全職照料。一些家庭因為無人照顧孩子，母親辭職回家當了全職媽媽

　　北京市順義區楊女士今年生了二孩，發現自己更加離不開老人了，大孩子需要老人接送上幼兒園，二孩需要老人幫著照料。生二孩的時候楊女士已經33歲，每天得起夜照顧二孩，睡眠特別不好，覺得比生大孩的時候更辛苦難熬，精力更難恢復。產假只有3個多月，身體還沒完全恢復，就開始每天奔波。今年請的月嫂價格已過萬，育兒嫂每月也要六七千元，老人嫌貴不讓請育兒嫂，照顧二孩的任務就落在老人身上。碰上老人生病，楊女士就頭大，既要照顧老人又要照顧幼兒，幾近崩潰。

　　誰能幫忙照料孩子？因為要母乳喂養，誰也代替不了。在我國，孩子的日間照料基本以家庭為主，如果母親上班，孩子會交由老人或是保姆照料，工作場所或是社區的托幼服務幾乎是沒有的。

　　“中國目前3歲以下的托幼服務極度欠缺，主要靠祖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照料，或是婦女本人全職照料。這種情況急需改變。事實上，在實施‘單獨二孩’政策之后，不少年輕夫婦雖有意愿，但并未付諸行動。調查發現，憂慮沒人幫忙照料嬰兒是主要原因之一。有的年輕婦女反映，好不容易熬過照顧幼兒的三年了，一想又要‘折騰’三年，實在沒有勇氣。”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鄭真真說。

　　一些家庭因為無人照顧孩子，母親辭職回家當了全職媽媽。2011年，全國婦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顯示，被訪者的3歲以下孩子基本由家庭承擔照顧責任。其中，母親承擔日間主要照顧責任的比例為63.2%。城鎮25—34歲有6歲以下孩子的母親在職率為72%，比同年齡組沒有年幼子女的女性低10.9個百分點。

　　在就業中，全面二孩的到來，讓更多用人單位在招聘女性時多了一條不錄用的理由，勢必造成新的就業歧視。鄭真真說：“研究發現，近年來中國從事非農勞動的婦女因生育中斷就業的比例不斷上升，有的調查發現該比例已達到35%。如果婦女生育期的就業不能得到保障，很有可能在生育政策放寬之后，會損失更多婦女勞動力，尤其是城鎮中的高質量勞動力，不利于充分挖掘勞動潛力。”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宋健指出全面二孩對女性有不利影響。“比如不想生育或不想生育二孩的已婚女性，將承受來自家庭和社會的更大輿論壓力；希望生育二孩的已婚女性，工作和家務間平衡的困難將加大；由于女性在生育上花費的時間更長，有可能加劇女性的就業困難。”

　　哺乳期媽媽遇尷尬

　　絕大多數工作場所沒有哺乳室，這與提倡母乳喂養是矛盾的，既不利于嬰兒的健康成長，也不利于高齡產婦的身體恢復

　　近日，一幅年輕母親在地鐵哺乳幼兒的照片引起網民熱烈討論，有人認為這樣不文明。公共場所的母嬰輔助設施過少，難找到母嬰室，導致母親在公共場所很難方便地照料幼兒。這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細節，卻足以讓很多育齡婦女發現，社會環境不太支持生育，不論是設施還是服務。

　　“隨著生育政策的調整，社會需要轉變延續30多年一對夫婦最好只有一個孩子的思維定勢，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定位、調整和完善相應的公共政策，形成尊重生育、對育兒友好、支持婦女平衡生育和事業的社會氛圍。”鄭真真說，例如按照當前規定，婦女在生第二個孩子時只能享受3個月帶薪產假，而絕大多數工作場所沒有哺乳室，這與提倡母乳喂養是矛盾的，既不利于嬰兒的健康成長，也不利于高齡產婦的身體恢復。此外，關于父親休育兒假的政策也需要加強，以利于夫妻共同分擔育兒責任。

　　她建議，應當對現行相關政策做出調整或完善，如對有關產假的規定進行調整，增加休假的靈活性和可選擇性，增加對父親休育兒假的明確規定，夫妻尤其是婦女可以根據自己和嬰兒的情況選擇休假，從而增進母嬰健康和婦女的發展。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杰華認為，全面二孩政策需要配套大量的公共政策，包括加強育嬰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增加優質資源供給量，在嬰幼兒哺乳和教育方面提供幫助，增加嬰幼兒早教機構和相關專業人員，在公共場所為嬰兒哺乳建立專門的休息室等。公共政策要體現“全面兩孩”的觀念轉變。

　　“要想實現政策的預期目標，特別是要讓大城市人口生育二孩，必須出臺一系列的配套政策來推動，讓老百姓想生、敢生也能夠生。”復旦大學人口與發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建議，在經濟方面，政府可實施所得稅以家庭為單位征收，減免二孩家庭部分所得稅，緩解經濟壓力；在照料子女方面，政府有必要在托兒所、公辦幼兒園的建設上傾斜政策并加大投入，推動男性參與到生育和養育子女的過程中，借鑒其他國家靈活的男性產假制度，以家庭為單位共享產假；在女性就業和發展方面，政府應在婦女權益保障法的前提下，實施各種預防措施，比如進一步完善生育保險制度，擴大覆蓋范圍和延長享受時間，鼓勵企業建設托兒所和幼兒園，緩解女性員工的工作家庭沖突，政府可以給予補貼；在教育方面，給予生二孩較多的中西部地區更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