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全國交通安全日，全國政協委員、律師施杰在開車途中遇到交警檢查酒駕。他很欣慰地說，醉駕入刑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也拯救了無數個家庭。隨著汽車保有量的增加，只有通過法律的杠桿才能夠約束醉駕行為，這是對生命的敬畏。日前生效的刑法修正案（九），采納了施杰關于客運車輛超員超速納入危險駕駛罪的提議，而未將貨運車輛超載、超速的問題納入危險駕駛罪的范疇。（12月6日《華西都市報》）

作為律師身份的全國政協委員，施杰提出的“三超入刑”的建議，確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從酒駕入刑之后的效果看，幾個新的“入刑”之后，其效果也確實值得期待。尤其是對客運車輛超員超速的行為，可以起到剛性的震懾作用。然而，貨運車輛超載超速是否應入刑，這個問題卻值得商榷。

貨運車超速超

雖然超載超速的行為，已成道路交通事故中的重要隱患，在事故死亡人數中的占比較高，然而相比于營運車輛超速而言，其危險性顯然相對性更低。一方面其拉的是貨物而不是人員，即便出現交通事故，也沒有客運車那樣嚴重的后果；另一方面，貨車“超載超速”具有不可忽視的外部環境，在技術上也更加可控。

眾所周知的是，通過設立限高點或者治超站，對貨車“超載超速”的行為具有約束力。公安部公布的數據顯示，在我國貨車雖然只占機動車保有量的8%，但導致交通事故的死亡率卻占28%。部分貨車為追求效益，躲避檢查,選擇夜間集中出行，超速、超載等嚴重違法以及野蠻駕駛現象十分普遍。之所以如此，其間原因在于兩個方面，一是貨車超載是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也有不得不言的苦衷。比如前些年被外界廣泛關注的“天價過路費”事件，以及接連發生的“超載司機服藥”事件，都說明了“超載背后有一條利益鏈”，而貨車司機超載也往往是種無奈的選擇。二是貨車違法行為查糾不到位，夜間道路交通管理存在明顯漏洞。若“收費月票”之類的利益尋租行為層出不窮，那么對于貨車的超速超載行為就形成了默認與放縱。

雖然超速超載是貨車的最終表現，然而各種漏洞的存在，使得其從出廠之時其實就埋下了隱患。有專家一針見血地指出，“貨車制造出廠，未上路之前，就已經注定了‘被超載’的命運。”也正是基于此，才使得貨車超載超速極為普遍，幾乎沒有貨車能夠幸免。基于此，即便入刑之后也將面臨“法不責眾”的局面，缺乏牢固的執法基礎。正如相關部門所回復那樣，貨運車輛超載、超速問題，與市場不規范有關系，在市場規范之前，將超速等行為納入刑法的范疇，這樣的懲罰措施過于嚴格。

貨運車超速超限既是一種管理結果，也是一種市場行為，若是只有管理的思維而無市場的維度，那么入刑就會成為刑罰的濫用。從國外來看，在貨車超越超速入刑上也相當謹慎，多以采用技術控制和嚴格的行政處罰作為手段，并取得了確實的成效。貨車超載超速是由多種因素的疊加，因而應當從各個環節綜合入手，既包括對生產廠家樣車設計、測試、定型的嚴格把關，又要將汽車改裝行為納入法律軌道，更要加大執法監督的效力，對貨車的違法行為及時進行糾正。當然最重要的是，應當適度降低過路過橋費收費標準，讓貨車司機的負擔真正降下來，才能真正做到給車輛減重。（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