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臉仰向太陽。把左輪手槍抵住身側?？蹌影鈾C。他倒下，臉埋在肥沃的、辣蓬蓬的麥田松土里——生生不息的土地——回到他母親的子宮里。

—— 歐文·斯通在他長盛不衰的暢銷書《渴望生活：凡·高傳》末尾，一勞永逸地塑造了“凡·高自殺”這個高潮迭起、驚心動魄的時刻。然而，2011年美國新出版 的《凡·高傳》的兩位作者奈菲和史密斯經過深入而細致的研究，幾乎徹底推翻了這一凡·高傳奇。（這兩位作者并非無名之輩，他們此前合寫的《波拉克傳》，得過普利策獎。）

關于槍擊沒有任何物證。沒有發現任何槍支。文森特在離開拉烏旅店時所帶的那些繪畫工具——畫架、畫布、顏料、畫筆、素描本，一件都沒有被找到。槍擊發生的地點從來沒有被最終確認過。沒有進行過尸檢，那顆致命的子彈沒有被取出來。沒有找到任何關于槍擊的目擊證人。事實上，沒有任何人可以站出來確證文森特在槍擊發生期間——這段大約五個小時內的行蹤。（《凡·高傳》）

相信絕大多數讀者和我一樣，在為《渴望生活》中的動情描述完全傾倒之后，從未曾想象過，凡·高還可能有別的死因，也未設想為這一“槍擊事件”，后世的人們還應該追尋當年查案的種種細節（編者注：凡·高死于1890年）。我們以為凡·高的自殺從一開始就是毫無疑問的了。

然而奈菲和史密斯幾乎巨細無遺地將關于這一事件的所有細節疑點都呈現給了讀者：

……即使有一名警察第二天就著手調查此事，發生地附近的所有證據仍消失得如此之快而且再不見蹤影。以當時的傷勢，文森特根本無法在事后清理得如此干凈，除了有罪的共犯，沒人有理由將他遺留下的不值幾個錢的大部分畫具拿走，藏起來，或是處理掉。

……首先，槍擊是在腹部而不在頭部；其次，子彈是以一種不一般的傾斜的角度射出——而自殺中子彈通常是直射進去；再者，子彈顯然是從距文森特“很遠的”地方射出，遠到他根本不可能扣動到扳機。

……他最近的信件充滿了輕松愉悅的情緒，以及對他在奧威爾的新家引人入勝的描繪。事實上，在事發前幾天他訂購了大量的新顏料和一些其他生活用品——這些行為完全不像一個打算要結束生命的人會做的事，尤其是一個對花他弟弟的錢如此敏感的人。

……一星期后（8月7日），當地報紙《蓬圖瓦茲報》上的一篇報道反駁了關于自殺的聳人聽聞的謠言，并且直截了當地將這次事件報道為一場意外。（《凡·高傳》）

他們甚至還分析了那之后的各種來路的傳聞，始自何人何時，又由何人如何轉述，還有何人的敘述會因哪些意圖而可能有所歪曲。他們把每一個環節都分析透了——這些刨根究底的質疑和反思，使得這篇研究性的著述讀起來比任何偵探小說還要過癮。

艾德琳（凡·高最后居住旅店的老板的女兒）順應不同時間和場合而改變她的描述的例子眾多，而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在最后幾次的采訪中（1960年代）驚人地承 認了殺死文森特的那把左輪手槍屬于她父親——這是在過去的七十多年里，無論是艾德琳還是她父親都從未主動承認過的事實，雖然人們對文森特獲取這致命武器的 地點和動機展開過深入調查。（《凡·高傳》）

在海量資料的支持之下，他們提出了一種重構，而那一舉解釋了此案中所有的疑點。這一推翻陳說的意義非同小可，人們必然會問，流行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凡·高神話，還能存在下去么？正如朱麗婭·弗雷在《華盛頓郵報》上所寫的那樣：

（說到凡·高的死）奈菲和史密斯認真地查閱了證據，得出結論：凡·高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不是自殺的。他是在一個院子里被槍殺，而不是在一片田野上；被幾個調皮搗 蛋的少年弄傷，也許是出于意外。盡管子彈以不大可能的角度，從太遠的地方射入他身體，但凡·高卻宣稱“我弄傷了自己”，這樣那幾個孩子就不會受到指控。 “不要指控任何人。是我想自殺。”如果是不可治愈的癲癇導致他發瘋，他并沒有為了一個妓女割下自己的耳朵，他是被幾個小流氓槍殺的，那又會怎樣？全部有關 凡·高的文化工業——展覽、學術研究、咖啡杯、搖滾樂——還能保留下來嗎？（朱麗婭·弗雷《華盛頓郵報》）

我認為這正是這一新的凡·高 研究最值得重視的貢獻之一，其意義遠遠超出了澄清凡·高死因本身（澄清這一點當然已經意義非凡）。由于凡高的死關乎他的整個人生、他的人格、他的藝術，關 乎已經流行了上百年的有關他生平和藝術的浪漫形象，因此盡可能合理地還原歷史真實，其意義將是全方位的。正如論者所說：

他們挑戰了他自 殺的習見，提出凡·高很可能是被一個來自巴黎富裕家庭的下流少年槍殺的；這個下流胚的惡劣行為包括折磨那古怪、衣冠不整的特立獨行者，也包括玩弄槍支。他 們的證據，就像他們那些一點點削弱一直以來受人尊敬的傳說的修正論觀點一樣有說服力。（大衛·達奇《圣法朗西斯科編年報》）

當然，凡· 高不是死于自殺，而是死于他殺（盡管可能出于意外），遠不是本書作者第一次指出的。第一次指出這一點的，是著名藝術史家、印象派和后印象派運動史專家約 翰·雷華德。只不過雷華德的觀點來自他在奧維爾聽到的凡·高死亡的另類版本，而且并沒有深入考究。而本書作者，則對這一另類版本詳加研究，他們對凡·高死 因的重新描述和推理，達到了最精明的法醫、最高明的偵探所能達到的程度。幾乎所有論者都對這一點津津樂道，例如：

他們以令人震驚的細節，講述了凡·高那充滿了驚厥的生活的熟悉故事……也許，他們最大膽的推理（以“沒有人知道究竟發生了什么事”作為開端的免職聲明），就是凡·高并不是自 殺的。他們駁斥了當時的人們那些前后矛盾、自私自利的解釋，相反卻依賴于關于傷者彈道的醫學分析，以及一個承認自己當年在奧維爾擁有一支手槍的少年數十年 之后的自白性聲明……他們得出結論認為，凡·高……選擇了“像一個殉道者”那樣死去，而不愿將折磨他的年輕人卷入案件中。（凱瑟琳·朗《達拉斯晨報》）

除了歷史學家的嚴謹，這一點當然也得益于他們畢業于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教育背景。他們對法律的熟悉，無疑強化了其描述和推理的合理性和可信性。他們甚至還咨詢 了兩位職業律師（一位被告律師，一位原告律師），重點查證了當年的警察局包括凡·高本人在內的筆錄。他們對凡·高及其他人的筆錄的探測，堪稱司法鑒定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