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啟動全面兩孩政策，這是繼2013年啟動單獨兩孩政策后，我國生育政策的進一步調整。至此，計劃生育政策在中國存在了40多年，升格為基本國策也已33年。可以說，這一國策徹底改變了中國人口的發展方式和軌跡。日前記者采訪了專注人口政策研究多年的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請他回溯計劃生育政策從誕生到日臻完善的歷史過程，分析其給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深刻影響。

　　控制人口數量在當時是國家之痛，出于迫不得已

　　在中國，“多子多福”的觀念是幾千年傳統文化的表現之一。那么，國家為什么要推行計劃生育政策？

　　原新說，了解產生于計劃經濟時代的計劃生育政策，必須還原到當時的社會歷史環境與特殊國情。

　　1953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推算出建國初期的人口總量為5.42億，1964年總人口達7億以上，凈增1億人口用時10年。緊接著，1969年總人口超過8億，1974年超過9億，平均每5年凈增加1億人口，凈增1億人的時間比前一時期縮短了一半。

　　“那個年代，人們的生育能力發揮到了極致，婦女的平均總和生育率水平始終波動在6上下——平均每個婦女生育6個孩子，1963年最高值甚至達到7.5，當年出生規模創下年增2959萬人的歷史記錄。”原新指出，接近崩潰的經濟加上失控膨脹的人口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于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情況下，限制消費、進行消費管制成為那時的管理方式之一，各類配額票證成為那個時代的典型特征。恢復生產與控制人口在當時的背景下被提起，但限于當時“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氣候，不可能在短期內恢復經濟生產和社會秩序。

　　所以，20世紀70年代初期我國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推行計劃生育政策。這成了中國之“痛”——國家之痛在于迫不得已，國民之痛在于家庭的生育需求與國家要求相去甚遠。

　　原新指出，在計劃生育政策的體系構成的各種要素中，“老百姓最關心的是家庭生育孩子數量的限制。”他談到，推行政策之初，國家提出了晚婚、晚育、少生、拉開間隔生的“晚稀少”彈性生育政策，對家庭生育數量的下降作用有限。隨后，政策逐漸趨緊，從限制家庭生育數量最多3個到最好2個，直至國家在1980年提出了“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的“獨生子女”剛性生育政策。

　　對于社會上有否認計劃生育政策的觀點，原新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搞時空穿越，要尊重歷史，堅持客觀公正的唯物史觀。事實上，沒有計劃生育當時的作為，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人口控制成果。

　　人口老齡化加劇，啟動單獨兩孩進而放開兩孩順理成章

　　盡管計劃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規模上成效顯著，但原新坦言，當年國家急速地控制人口增量和增速，以及急切改變群眾的生育行為的管理方式還是衍生出許多問題，諸如現在令人頭痛的出生性別比失調、人口過度老齡化、生育率水平長期低迷、勞動人口數量持續走低、家庭少子化現象嚴重等。

　　原新認為，人口的結構性失衡等一系列問題將進入爆發期，這是快速控制住人口增長速度的規律性結果，人口發展問題將會日益嚴峻，這是我國人口發展的必然階段，也是計劃生育外力作用下快速人口轉變的必然結果。

　　“生育率長期低迷，同時老齡化趨勢加劇且不可逆轉，中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進入最為艱難的時期。”據統計，2014年末，我國老年人口規模達到2.12億人，到2050年將達到4.8億人以上，老齡化水平達34%~35%。原新說：“老齡化水平從10%提高到30%，我國僅需用37年時間，與英國、法國和美國(除日本外)等西方工業化國家用10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相比，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是人口大國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誰來納稅，養活數以億計的老年人成了很大的問題。”

　　與人口老齡化相伴而生的是，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規模開始進入下降通道。原新介紹，2012年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規模達到峰值9.4億人，預示了勞動力資源規模從增加到開始減少的“拐點”已經出現，預計2023年降至9億人以下，2042年降到8億人，勞動資源規模巨大的特征依舊。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啟動單獨兩孩政策。對此，原新認為，單獨兩孩政策屬于生育政策微調范疇，其基于人口規模龐大的現實，雖不可能根本性改變中國人口發展的總體趨勢，但確有改善人口結構、提高人口素質和促進家庭發展等方面的積極效果。

　　原新指出，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勞動力方面的壓力，對資本市場相關領域的企業經營產生影響，帶來相關投資機會，有利于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

　　資源環境壓力持續加大，“達摩克利斯之劍”依然高懸

　　與現行單獨兩孩政策相比，符合全面兩孩政策的育齡婦女人數更為龐大，為9000萬上下。據預測，每年新增出生人口為300萬~500萬人。原新認為，在理論上，政策松動會導致人口發展趨勢的相應變化，但這種變化最不利的影響是，我國人口將在更長的時期停留在人口規模巨大水平上，持續加大對資源環境的壓力，由此產生各種發展問題。

　　原新指出，我國正在告別低資源消耗的以農業為主體的發展模式，向資源較高耗費的工業化發展模式轉變，這種變化導致我國面臨著日益嚴峻的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和資源緊缺問題。實行全面兩孩政策，總人口將在2030年達到峰值14.5億人，與現行的單獨兩孩政策相比，峰值規模凈增3000萬人。

　　目前，我國依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總人口是美國的4.3倍，而人均GDP只有美國的1/11。我國用占世界耕地7%和占世界淡水總量6%的資源，養育了占世界19%的總人口，而且國民生活品質跨越了溫飽、實現了基本小康，正在向全面小康邁進，未來還要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對資源環境和經濟發展成果的需求正在并將繼續加大。“經濟總量與人均量的巨大反差，固然與我國發展歷程有關，人均資源的不足也是我國發展的主要掣肘。”原新指出。

　　他認為，當前和今后時期所面臨的資源環境壓力問題、勞動力規模巨大與勞動力結構型短缺并存所帶來的就業壓力問題不容忽視，“達摩克利斯之劍”依然高懸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頭上。

　　而大量出現的各類環境污染和生態退化問題也是讓原新擔心的因素之一。“這一現狀與我國擁有龐大的人口規模是分不開的，未來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將會繼續擴大且長期存在。”(記者 金振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