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曾是錢學森的困惑,也是當下高等教育界的困惑。

11月5日,全國政協召開雙周協商座談會,主題是“促進高校辦出特色和水平”,來自國內多所高校的校長、院系負責人、地方政府代表與國家有關部委負責人匯聚一堂,共謀高等教育改革思路。在我國高校規模迅速擴張的今天,一些高校的人才培養方式卻與社會需求脫節,“千校一面”的同質化競爭和急功近利的辦學思路被社會廣為詬病。為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創新人才培養機制、促進高校辦出特色水平,全國政協將“促進高校辦出特色和水平”作為今年的雙周協商座談會的重點議題,并由民盟中央和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共同承擔會前調研和組織籌備工作。

圍繞這一主題,民盟中央組織專題調研組赴上海、浙江、北京等地開展了調研,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赴陜、鄂、吉三省開展專題調研。高校怎樣才能辦出特色和水平?如何讓高校培養出社會真正需要的人才,回歸育人之本?這是調研組成員一路上不斷思考和討論的問題。

持續調研背后的關切和期許

高等教育改革是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多年來關注的話題。2013年,教科文衛體委員會曾圍繞“促進高等教育質量建設”這一專題,組織調研組赴江蘇、福建、山東、北京等地開展調研。就在今年,教科文衛體委員會還就“研究型大學投入體制機制關鍵問題研究”專門召開座談會,努力促進建言獻策與科學研究相結合,拓寬參政議政渠道。在圍繞“促進高校辦出特色和水平”的專題調研中,委員們又實地考察了上述三省多所高校,并與相關政府部門、高校負責人、師生代表進行了多場座談交流。

每天的日程表都安排得滿滿當當,委員們往往來不及午休就匆忙奔向下一個地點,即使在餐桌上、路途中,他們也沒有停止過研究和探討,這是教科文衛體委員會調研組的一貫風格。而在這些努力的背后,蘊含著眾多委員們對我國高校人才培養質量的深深關切和殷殷期許。

在2013年的調研中,委員們了解到,高校無論學科專業結構還是人才培養質量,都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有一定距離。今年的兩次調研又再次印證了這一點。

“有的院校一心追求‘專升本’,有的盲目爭取碩博點,有的一窩蜂追求綜合性、研究型。”調研組組長、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馬德秀說,一些高校盲從于冰冷數字堆砌的所謂“一流”,導致“千校一面”現象嚴重。

調研中,一位高校負責人曾直言不諱地對調研組說,“現在高校取名都爭先恐后冠‘理工’、‘科技’、‘工程’等名稱,專業設置往往一哄而上。”

調研組發現,一些高校其實擁有追求特色發展的強烈愿望。6月,在武漢紡織大學校園展廳內,調研組看到了紡織專業技術在生命科學、醫療等多個行業的特色應用成果,在位于吉林省的延邊大學,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學科設置也得到了委員們的贊賞。然而,高校追求特色的努力往往會遭遇難以突破的“天花板”。西安理工大學負責人反映說,學校曾參與了多個國家重大基礎工程的技術論證和科研工作,但這些社會貢獻難以納入相應的考核評估體系。而武漢科技大學負責人也有同樣的苦惱:“我們學校在服務地方經濟上作了很多貢獻,但因為排名靠后,難以引進高端人才。”

問題的根源在哪里?委員們認為,高校的學科設置和招生規模沒有以學生為中心、以需求為導向,且缺乏分類指導標準和科學評價體系,這是導致“千校一面”的重要原因。“各種專項計劃和評價指標因涉及辦學經費和學校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高校辦學的單一指揮棒。”陳群委員在會上如是說。

對此,參與調研的朱和平委員的看法是:“對不同類型的高校教育質量不能拿同一個尺子去衡量。”他說,當前“985”、“211”等國內高水平大學幾乎是清一色的學術型大學,導致高水平應用型人才短缺。他建議,抓緊制定我國高等院校的分類評價標準體系,當前應優先解決學術型與應用型這兩大類標準體系。

劉長庚委員呼吁進一步構建公平的競爭環境并更加注重績效評價,尤其要為地方高水平大學提供適當寬松的辦學條件和學科設置條件。武漢紡織大學教授張建林認為,促進高校辦出特色和水平,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辦學與需求脫節問題,這就需要高等教育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與大眾化相適應,探索建立政府、高校、社會三者之間新型關系。

高水平的建言獻策

要讓高校辦出特色和水平,回歸育人之本,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改革,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對于這一點,委員們有著深刻的認識。

在此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出席的委員和專家還提出了諸多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議,除了要以學生為中心、以需求為導向,對高校進行分類指導和科學評價之外,委員們還認為,應該合理放權、控制規模、優化結構,全面提升教師能力和水平,改進財政撥款機制,使政策向西部、向基層和農林專業傾斜。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國高校嚴重的行政化色彩,集中表現在大學機構的級別化、學術體系的科層化和大學管理者的官僚化。”會上,王俊峰委員發表了這樣的觀點。

事實上,調研組實地了解的情況也與王俊峰觀點一致。在調研組與部分高校負責人和師生代表座談時,后者不約而同地反映,大到學科設置,小到教學設施建設,高校往往難以自主決策。

“放開手腳也許會做得更好。”調研中,劉公勤委員如是說。

賈慶國委員在會上建議政府對高校要“簡政放權”。對此,曹衛星委員說,關鍵是做好三個方面的“放權”,即省級政府及部門向高校“放權”,高校向教授“放權”,中央部門向省級政府“放權”,包括院校設置、招生計劃、學位點評審、學科建設等。談及改革財政撥款方式,姜耀東委員認為,我們對高校經費分配方式相對簡單粗糙,采用的是“政府—高校”的單線撥款模式,他建議進一步完善現有的財政撥款機制,建立具有專業性、權威性的第三方高等教育質量評估指標體系和機構,加快高等教育財政投入的立法進程。

在調研中,委員們發現,占全國半壁江山的西部12省,高校數量不足1/4,特別是適應當地發展實際需求的高水平大學更少。而且,西部高校普遍造血不足,辦學能力落后,難以吸引和留住人才。

“如果我們長期‘營養不良’,拿什么去和別人賽跑?”西北大學負責人在座談時對調研組說,西部和東部的教育發展差距還在拉大,建議對西部高校加大支持力度。

“高等教育上水平,關鍵在西部!”這是調研組委員的共同心聲,他們建議政府相關部門在政策和資金投入上向西部高校傾斜。

參與調研的郝際平委員認為,西部高校很難給出優于東部發達地區的優惠條件吸引人才,應設立專項發展資金、人才資金,為西部吸引人才創造條件。馬德秀建議對中西部高校精準發力,在“十三五”期間,加大中西部“一省一校”工程傾斜力度,深化辦學自主權改革,卸下窮省辦學水平低的包袱,同時重點做好引才育才、留才用才,從根本上改變高等教育“西弱東強”的區域結構。

其實,面臨財政困境的除了西部高校,還有一些以農林專業為主的高校,會上,身為華南農業大學副校長的溫思美委員和身為東北林業大學副校長的趙雨森委員都不約而同地呼吁政府對農林類大學給予更多關注和投入。

談及高校引才,中國農業大學原黨委書記瞿振元認為,高校青年教師幾乎成為國家人才支持政策體系的盲區,當前,高校眾多青年教師在教學、科研等工作方面面臨不小壓力,在收入和住房等生活方面也存在不少困難。他建議發揮國家對青年教師發展的支持、引導、保障功能,全面提高教師隊伍整體素質

高校人才培養是一個事關民族未來的重大課題,在雙周協商座談會之后,委員們對高等教育的關注并不會就此止步,可以預見,這樣高水平的建言獻策還將一直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