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臺北１０月２２日電（記者陳鍵興、孟昭麗）如今在臺灣一般的書店，要找到他們的作品并不容易，連他們的名字也已不為普通大眾所熟知。然而，回顧臺灣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以他們為代表的臺灣優秀作家閃耀的民族精神之光，應當被重溫，被紀念。

　　記者在新竹清華大學榮譽教授呂正惠等學者的“帶領”下，“找”到了那長達半世紀的時代暗夜里，臺灣最亮的文學“星光”。

　　賴和：“臺灣的魯迅”

　　賴和，臺灣彰化人，１８９４年出生，隔年臺灣被清廷割讓日本。

　　臺北醫學校畢業后，賴和就職于嘉義醫院，因無法容忍日本醫生和臺灣醫生間的不平等待遇，回到故鄉開設“賴和醫院”。１９１８年，賴和前往廈門，供職于鼓浪嶼上的博愛醫院。在大陸期間，他受到新文化運動影響，“五四運動”爆發后返臺，參與領導臺灣文學改造。

　　１９２５年，賴和發表白話文處女作《無題》，被譽為“臺灣新文學運動頭一篇可紀念的散文”。１９２６年，他在《臺灣民報》上發表臺灣最早用白話文寫作的小說《斗鬧熱》，從此進入創作旺盛期。

　　發軔于１９２０年代的臺灣新文學運動，是臺灣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文化斗爭和思想啟蒙運動，而賴和正是這一運動的先覺者與主導者，加上他的醫師身份，因而被譽為“臺灣的魯迅”。

　　賴和留下的寶貴文學財富，體裁涉及小說、散文、詩歌、評論等諸多方面，許多作品反映了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強烈的中華民族意識。

　　“賴和是日據時代臺灣第一代新文學作家，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批判和反抗是貫穿他所有文學的基本精神。尤以小說為主，他用樸實的文筆控訴日本殖民者對臺灣民眾的種種歧視、剝削與壓迫，希望喚起被殖民者的覺醒與反抗。”呂正惠說。

　　呂正惠認為，賴和１９３２年發表的小說《豐作》“是掌握時代脈搏、深刻揭示社會矛盾的好作品，在所有日據時代的小說中是難得一見的”。小說講述了農民在甘蔗收成好時卻蒙受重大損失的故事，反映了日本制糖會社對臺灣農民的經濟壓榨及其本質——“《豐作》揭示了殖民者的剝削是結構性的，即任何被統治的臺灣人都逃不了被壓迫的命運”。

　　賴和是為民代言的作家，始終關切底層臺灣人民的疾苦，作品直逼慘淡的現實。除小說之外，他留下的詩句同樣投射出正義的光芒。其創作于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最長的一首詩《南國哀歌》，為紀念霧社抗日起義所寫，揭發、譴責殖民者以先進武器屠殺少數民族同胞。

　　“兄弟們來！／來！舍此一身和他一拼！／我們處在這樣環境，／只是偷生有什么路用／眼前的幸福雖享不到，／也須為著子孫斗爭”，行行充滿力量的詩句如今讀來，仍讓人心潮澎湃。

　　由于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賴和曾兩次被捕入獄。１９４１年１２月，他二度入獄，次年１月病重出獄，一年后逝世，年不過五十。他一生只用中文寫作，始終保持堅定的中華民族意識。

　　賴和未能看到臺灣光復，但他以詩人的眼睛，在珍珠港事件前夕，就已看到了——“日漸西斜色漸昏，炎威赫赫竟何在？人間苦熱無多久，回首東方月一痕”。

　　楊逵：把牢坐穿的“文學硬漢”

　　楊逵，１９０６年生于臺南，１９２４年赴日留學，１９２７年返臺參加組織農民運動，曾任“臺灣農民組合”中央委員、“臺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他１９３５年創辦的《臺灣新文學》月刊由于登載許多抗日文學作品，于１９３７年遭日本殖民當局查禁。楊逵數次被捕，在日據時期共坐牢八年之久。

　　１９１５年，臺灣發生西來庵武裝抗日事件，被捕臺胞多達１９５７人，其中８００余人被判處死刑。年幼的楊逵親睹日軍鎮壓起義的炮車從家門口經過，心靈被強烈震撼。較大后，他讀到日本人所寫的《臺灣匪志》，其中包括對這一事件的歪曲記載，楊逵的內心受到了極大沖擊。

　　后來他說：“我決心走上文學道路，就是想以小說的形式來糾正被編造的‘歷史’，歷來的抗日事件自然對于我的文學發生了很大的影響。至于描寫臺灣人民的辛酸血淚生活，而對殖民殘酷統治型態抗議，自然就成了我所最關心的主題。”

　　“他是一位堅強不屈的抗日作家。”呂正惠這樣評價楊逵先生。而有關研究還指出：“楊逵的作品中表現出強烈的愛民、愛國意識，對臺灣的抗日運動有著極深的影響。最后一次出獄后，他經營‘首陽農場’，‘首陽’二字取自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之意，以示絕不向入侵的統治者屈服的精神，愛國情操令人感嘆。”

　　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４年，楊逵創作了第一部小說《送報伕》。“以簡潔而有力的情節，表現了臺灣中下層農民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走投無路的情景。”呂正惠說，小說主角出身自耕農家庭，家境原本還算穩定，但因為受到日本制糖會社壓榨，土地被強迫低價征收，父親被打傷病死，主角遠赴日本尋找出路，在東京當送報伕時又被老板欺騙、剝削。在日本無產階級友人的協助和啟蒙之下，他終于意識到被壓迫者應當團結在一起，于是決定返回臺灣，與家鄉受苦受難的民眾共同奮斗。

　　呂正惠說，楊逵在日期間受到左翼思想影響，這深深影響了他后來的文學創作。其另一部代表作《模范村》，將日本帝國主義與臺灣本地的封建勢力聯手壓迫農民指明出來，作品的政治認識比《送報伕》更加深刻。

　　“楊逵具有鮮明的政治理念和敏銳的現實感受，他的創作總是希望掌握時代與社會的大關鍵，一針見血地指點出來。”呂正惠說。

　　楊逵１９５０年代創作的《牛犁分家》，其中一段以１９４３年的臺灣為背景。劇中，主角林耕南對孩子說：“日本戰敗的話，臺灣便可以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不就可以把日本人通通趕回去了嗎？不再被日本人管，也就是不要再被他們欺負，不要再受他們的氣了。……要是每個青年人都懂得做人的道理，國家民族便會富強起來，國土一定不會淪陷。”

　　呂赫若：悲天憫人的“臺灣第一才子”

　　呂赫若，１９１４年生于臺中一個大戶人家，從小成績優異，１９３４年畢業于臺中師范，次年即以《牛車》成為臺灣文學界矚目的新星，亦引起大陸文壇關注。呂赫若還曾赴日本學習聲樂，在文藝界兼具音樂家和作家的雙重身份，被譽為“臺灣第一才子”。

　　“《牛車》表現了作者對當時臺灣農村經濟的深刻理解，呂赫若當時只有２２歲，的確讓人驚訝于他的‘天才’。”呂正惠說。

　　呂正惠認為，呂赫若的早期小說（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繼承了１９２０年代開始的臺灣新文學的啟蒙思想和左翼潮流。在《牛車》和《暴風雨的故事》里，他描寫了臺灣農民在殖民者和地主階級雙重壓迫下的悲慘命運；在《前途手記》《女人的命運》中，他以新思想為基礎，剖析了女性在舊社會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的作品都表現出鮮明的批判和抗議精神。

　　呂正惠說，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戰爆發后，日本在臺灣的統治更加嚴厲、高壓，臺灣作家的文學表現受到更為嚴苛的限制，呂赫若無法再像以往那樣寫作。日本殖民當局厲行“皇民化”政策，呂赫若及其作品遭到攻擊，但他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創作的幾篇小說仍表現出對“皇民化”的抵抗。

　　“從當時日本殖民當局的文藝政策立場來看，呂赫若著力刻畫臺灣社會的腐朽、黑暗，對‘皇民化’問題幾乎不屑一顧，是非常有問題的。幾位日本文人就曾激烈批評呂赫若等臺灣作家偏好描寫‘現實的否定面’，而對‘本島人作為皇民’的問題不積極、不肯定。”呂正惠說。

　　可想而知，呂赫若當時所承受的壓力與內心的壓抑、無奈，雖然無法秉筆直書，但他的信念卻沒有絲毫動搖。在呂赫若寫于１９４２至１９４３年的日記里，可以看到他購買、閱讀書籍的記錄，其中不僅有《詩經》《楚辭》等古代經典，還有老舍的《駱駝祥子》和林語堂的《京華煙云》等。

　　這一時期，呂赫若的創作被迫更加隱晦。小說《清秋》中，他為主人公安排了一位中華傳統文化修養深厚的祖父。“通過主人公仰慕祖父的情節，呂赫若實際上對‘皇民化’思想進行了反駁。”呂正惠說。

　　呂赫若之子呂芳雄回憶說，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臺灣回歸祖國，父親和所有臺灣民眾一樣，歡欣鼓舞，十分興奮。

　　然而，沒有多久，呂赫若看清了當時國民黨獨裁、腐敗的真面目。１９４８年，他出任《光明報》主編，進而投入中共地下工作組織。次年，《光明報》創辦人、基隆中學校長、中共地下黨員鍾浩東及相關人士陸續遭到逮捕，呂赫若因此開始逃亡。１９５１年，中共地下組織“鹿窟基地”遭圍剿，呂赫若遇難，年僅３７歲。

　　呂芳雄說：“我的父親所追求的無非是一個平等、和平、民族不再分裂敵對的理想社會，他的道路終究是對的。”

　　吳濁流：以筆為劍的“鐵血詩人”

　　“《亞細亞的孤兒》寫于１９４３－１９４５年間，正值太平洋戰爭后期。在那個動蕩、恐怖的年代，吳濁流躲在住屋里，偷偷地寫作這本小說，住屋前面就是‘臺北警察署的官舍’。”呂正惠對記者說，當時臺灣作家的寫作自由受到日本殖民當局嚴格鉗制，吳濁流以“為自己而寫，沒有想到要發表”而獲得了“暢所欲言”的空間。

　　他說，吳濁流曾回憶自己在日據時代擔任教職，無法忍受日籍校長和教師對臺灣教師的長期歧視，以及日本殖民當局在教育政策上的蠻橫。

　　“一次運動會上，一位日籍教育官員打了包括吳濁流在內的臺灣教師，自尊受到嚴重傷害的他毅然辭職離校。”呂正惠說，吳濁流在回憶錄中談及受辱時寫道：“人在該死時不死，恥辱就終生不能湔雪。”而辭職后有機會到大陸就業時，他說：“我欣喜若狂，歡天喜地準備到大陸去跑一趟。身子里滿溢著解放感，恨不得立刻飛過去。”

　　吳濁流在強烈的民族意識影響下進行創作，《亞細亞的孤兒》的主題揭示與人物塑造都彰顯了反抗殖民統治的精神。呂正惠說，“臺獨”派企圖歪曲吳濁流及其作品，但他們的解釋完全是講不通，也站不住腳的。

　　《亞細亞的孤兒》的結尾，“發瘋”的主人公胡太明在家中墻上寫下：“志為天下士，豈甘作賤民。擊暴椎何在，英雄入夢頻。漢魂終不滅，斷然舍此身。……橫暴蠻威奈若何，同心來復舊山河。六百萬民齊蹶起，誓將熱血為義死。”吳濁流最后還暗示了主人公的選擇：有個漁夫說，曾有個像是太明的男子坐漁船渡海到對岸。而后又有傳說，太明從昆明的廣播電臺對日本喊話。

　　呂正惠介紹說，只要讀讀吳濁流的回憶錄《無花果》，就可明了他的心跡。

　　在談到臺灣光復時，吳濁流曾如是寫道：“現在，完全解脫了而回到祖國的懷抱，已經不是殖民而是真正的祖國的人民了……如今已從日本人手里解脫出來，而取回自由的關系，自動地想對祖國服務。”

　　“日據時代的臺灣新文學，其核心都與日本的殖民統治密切相關。”呂正惠說，那些優秀的臺灣作家都有著不可磨滅的中華民族意識，他們無法容忍自己文化上的根被鏟除，用作品對抗殖民者并希望喚起臺灣民眾。

　　除了賴和、楊逵、呂赫若、吳濁流之外，還有許多歷經那個苦難歲月的臺灣作家以筆為劍，要刺穿那暗夜、點亮蒼穹，他們都是“臺灣的良心”。呂正惠說：“這些美好的心靈，不應被今天的人們淡忘，更不容別有用心者曲解。可是，又有多少人，看見他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