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你賭一把——你認為屠呦呦會不會去瑞典領諾貝爾獎？”廣州黃埔區的高先生發的這條短信，惹來了“停機之禍”。中國移動稱是系統后臺抽取關鍵字，“賭”是敏感詞，需要寫承諾書，保證不再發垃圾短信。這下高先生被激怒了，“我并不是發垃圾短信，憑什么讓我這樣承諾”？他拒絕了寫承諾書。

　　《南方都市報》記者聯系中國移動客服，其稱發送廣告、賭博、暴力、兇殺、恐怖等短信，會被視為發送垃圾短信。系統電腦自動抽取關鍵詞，例如“賭”、“銀行卡”、“暴力”、“毒品”、“財產”、“金額”、“發票”等都是敏感詞。經公安機關審查之后，才會認定為垃圾短信，進而采取停機措施。

　　我特別理解高先生的憤怒。在這樣一個對手機的依存度越來越高的時代，高先生們一方面或許永遠沒有辦法拒絕越來越多的、真正的垃圾短信，只能被動地接受它們的騷擾與轟炸，另一方面卻可能出現手機因為發出一條非垃圾短信而停機的情況。這的確是在信息時代每個人“不自主生存”的窘境。

　　對高先生遭遇的停機事件，中移動客服將責任推給了公安機關，稱系由公安審查認定才進而采取措施。我自是不信，審查者若將高先生的那條短信視為垃圾短信，那這種審查也未免太過不負責任且輕率了，其結果會否讓消費者產生某種恐怖也未可知。而且，即使確有相關部門審查，運營商也不能推卸責任，畢竟，它們在抽取與推送信息時未加分辨。

　　輕率的認定與無理的停機，已經使高先生遭遇了一次通訊信息安全危機。而其中更實質性的問題還不在此，在于公民的私人記錄何以如此輕易地被掌握，被移交，甚至成為懲罰的依據。

　　在以某種高尚的名義侵害公民的通訊權利方面，受到批評最多的是美國政府以反恐之名，繞過國會對美國公民和其他生活在美國的人進行無證據竊聽，并以此為核心通過了《愛國者法案》。由此，個人信息被監聽成為了“愛國”所必須付出的代價。直到今年6月，這一法案才到期失效，《自由法案》才得以出臺。盡管新法規定，政府仍將能夠獲取電話記錄，包括打過的電話號碼、撥打日期和通話時長，但不包括電話內容。

　　老大哥在看著你。我們應當指責的不光是美國政府的這種“老大哥”思維與做法，亦需要檢討一些通訊運營商自我賦予的“老大哥”幻覺。“老大哥”的眼睛不光長在強權者的臉上，也同樣長在技術與資本的臉上。說到底，如果運營商們不能堅決地回到服務提供者的角色，不能堅決地為所有消費者提供更加安全的環境，那么，公民的信息安全也就無從談起。

　　阿道司·赫胥黎曾經說過，“技術進步僅僅給我們提供了更高效的走向倒退的手段”。而作為一種印證，今年3月的《經濟參考報》披露，目前信息安全“黑洞門”已經到觸目驚心的地步，網站攻擊與漏洞利用正在向批量化、規模化方向發展，用戶隱私和權益遭到侵害，不僅是個人和企業，信息安全威脅已經上升至國家安全層面。如此態勢下，通訊運營商們更不能留下太多“后門”。

　　高先生拒絕了寫下承諾書的要求，現在的問題是到底應當由誰來寫下那一紙承諾？正像所有的自由并非沒有界限一樣，所有的權力也應當有合理邊界。技術加速改變世界，但若無規則，失去底線，那么每個人的利益都會受到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