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東,是大海;向西,是新途。

作為國家走出去特別是“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組成部分,非公有制企業走出去的步伐進一步加快。

“這是非公有制企業整合全球資源的千載難逢機遇期”、“提高企業并購成功率還需要發揮中介組織的優勢”、“非公有制企業、國有企業各有優劣,在許多項目上都可以聯手走出去”……9月15日,在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十幾位全國政協委員圍繞推進非公有制企業走出去建言獻策。

會場內,對問題,條分縷析;提建議,理性務實。

雙周協商座談會前,委員們準備充分。全國兩會后不久,全國政協就開始著手準備。從今年下半年以來,由全國政協副主席王欽敏率領的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調研組,以及全國工商聯組織的綜合調研組,開展了一系列深入調研。

6月1日至5日、6月29日至7月3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調研組成員先后深入海南省海口、萬寧、三亞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寧波、紹興等地,走進海航集團等企業實地調研,并舉行多場座談會,與當地政府部門、商會組織、企業家等進行深入座談交流。

7月10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調研組在京組織貿易、科技、對外投資、高端裝備制造、產能過剩行業等領域有代表性的部分民營企業家和專家學者,繼續深入研討。

實地調研前,6月1日,調研組邀請外交部、發改委、工信部、商務部、海關總署、稅務總局、銀監會、外匯局、國家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相關部門和單位召開座談會,了解到大量宏觀背景數據。

一些調研結果讓調研組成員感到欣喜:非公有制企業發揮機制靈活、民間色彩和互補性強的優勢,走出去的步伐不斷加快,總體數量和投資額度逐年增加,占比持續提升,已經成為我國實施走出去和“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力量。

一些調研結果讓調研組成員心里感到沉甸甸:非公有制企業走出去面臨的困難還比較多。比如,產業多集中在傳統領域,產品附加值低,占據產業鏈高端的比較少,應對外需變化、匯率變動、貿易摩擦、國

別風險等風險的能力仍有待進一步提高等。

把握“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新機遇

“義新歐”,這條打通了我國東部浙江省義烏市至歐洲、中亞、東盟自貿區的物流運輸通道,長達13000多公里,成為“一帶一路”戰略落地的一條紐帶。

“義新歐”實際運營方是一家非公有制企業——義烏市天盟實業投資有限公司,它的客戶絕大部分是非公有制企業。

這只是“一帶一路”戰略給非公有制企業帶來變化的一個縮影。

西部,新疆。

“2013年集團開始和巴斯夫公司合作,第二年就將產品通過鐵路發到了德國。現在,美克集團開始從德國向新疆發貨。”全國政協委員、美克投資集團董事長馮東明說。

南部,海南。

“‘一帶一路’戰略給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帶來了新機遇。我們既要積極走出去,與國際優質旅游資源對接,也要加大引進來的力度,實現國際旅游島在人才、項目、資金等方面的國際化。”海航集團董事局主席陳峰說。

調研組成員發現,部分非公有制企業通過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探索出一條解決當前結構失衡、效率低下、需求不足等制約企業發展的“瓶頸”,走上轉型升級的新路。

非公有制企業走出去的形式也正呈多樣化:一是建立境外工業園區,抱團走出去;二是獲取境外礦產、能源、農牧等資源,延伸產業鏈;三是獲取先進技術、優質品牌、股權資產和營銷網絡等要素,增強國際競爭力;四是直接在境外投資建廠,實現產業轉移;五是承接對外工程和勞務合作、建立商貿城,帶動裝備、技術、服務等走出去。

市場開拓初期,既有鮮花,也有荊棘。

全國政協委員、廣東圣豐集團董事長江南提出,無論是大企業還是小企業,不能把國內原來所謂的勞動力低成本優勢等經驗照搬到國外,只有在技術、品牌、管理、人才、服務等方面形成綜合競爭優勢才是真正的核心競爭力。走出去的企業只有重視為所在國的經濟、民生作貢獻,才能真正在當地扎下根。

問題依然存在政策仍需細化

“我們阿里原來計劃在國內資本市場上市,因為滬深交易所和香港聯交所的規則不允許我們這種創新的企業管理模式,最后只能在美國上市。”6月29日,阿里巴巴集團總裁金建杭在向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調研組介紹阿里國際化戰略時說。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三胞集團董事長袁亞非表示非常能夠理解,因為他在不久前的一次國際產業并購中,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

“大部分海外注冊、運營主體在中國的企業,出發點并不是為了避稅,而是為了規避行業管制。”袁亞非說,十年前,我國一些互聯網企業在國內資本市場拿不到錢,有外國人愿意投,但國內有限制性規定投不了,沒辦法只能做出個VIE(協議控制)框架去國際市場融資。國內資本市場要充當本土企業走出去的“彈藥庫”,真正形成風險定價的市場,成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動力,必須有大的改變。

大有大的難,小有小的苦。

融資難、融資貴一直是中小企業面臨的痼疾。調研組成員發現,在非公有制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這個問題依然存在。

“現在探索出來的‘內保外貸’模式,雖然解決了一部分企業的貸款需求,但仍然難與中小企業走出去的形勢相適應。”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建設銀行原監事長謝渡揚說,這是我國銀行業以抵押貸款為主的商業模式在國際市場上的反映。我國金融體系支持企業走出去還缺乏有效的風險分擔和補償機制,某種程度制約了商業銀行參與非公有制企業走出去項目的積極性。在這方面,國家政策性銀行應該有更大的作為。

錢的問題,只是政策支持體系的一個方面。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褚平說,現在我國對走出去的政策支持力度要比引進來的政策支持力度弱一些,一些政策對國有企業的支持力度要比對非公有制企業大些。“這既有傳統認識上的影響,也有企業發展階段上的原因。比如非公有制企業數量大、體量小,具體支持政策落地缺少有效抓手。這要求我們要創新、細化政策落實的手段。”

做減法,相對容易。調研途中,全國政協委員、西藏達氏集團董事局主席達娃頓珠看到有些非公有制企業對外投資的意愿很強,但推進速度卻因為所謂的國內手續問題而受到限制時說,有些法規清理工作要加快,比如原來對外投資的審批,由發改委、商務部兩個部門管,現在改革了,但還有些尾巴沒改完,比如3億美元以上的對外投資項目還要審批、兩頭備案這些規定的現實意義不大,只會增加企業運營成本。

有些相對薄弱的環節,則需要加強制度設計、政策引導。

全國政協委員董配永提出,非公有制企業配置全球農業資源的問題,應該引起重視。“國內食品安全問題已經引起了重視,但市場轉型升級的步伐仍然很慢。有必要加大走出去的力度,在全球配置農業資源,用全球優質資源為國內消費者服務。”

發揮商協會等中介組織作用

到國外、境外經營,非公有制企業經常遇到的一個困擾是:稅怎么交?會不會國外交完,國內還要交?

調研組發現,這個問題其實大部分源于中介組織的作用發揮得不夠。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注冊稅務師協會會長宋蘭認為,我國簽訂的避免雙重征稅協定覆蓋美、日、德、英、法等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南非、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這為我國企業走出去營造了一個公平的稅收環境。但在服務企業方面,我國注冊稅務師協會等專業中介組織的優勢沒得到充分發揮。“我國注冊稅務師已經超過了10萬人,能夠承擔這個任務。”宋蘭說。

據國家稅務總局的數據顯示,我國從1983年開始,就陸續與一些國家和地區簽署避免雙重征稅協定,到今年8月底,我國正好對外正式簽署了100個避免雙重征稅協定,其中97個協定已經生效,另外與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也簽署了稅收安排,與臺灣簽署了稅收協議。

團結力量大。調研組成員普遍認為,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企業大規模走出去仍然處于起始階段,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化方面的一些經驗,值得借鑒。比如近鄰韓國、日本,最初在探索海外投資時抱團走出去的經驗就很有效。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營經濟國際合作商會會長鄭躍文說,通過商會等組織到一個地區考察環境,既容易引起當地重視,降低熟悉市場、政策環境的成本,獲得當地人的支持,也有利于在投資過程中協調各種問題的有效解決,降低運營中的風險。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林毅夫在率全國工商聯綜合調研組在江蘇調研時發現,蘇州工業園項目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得益于中國政府與新加坡政府每年定期跟進的高級交流機制,以及商協會的協調。“深圳華堅集團在埃塞俄比亞投資成功,與高層交流分不開。”林毅夫說,在一個對中國政府相對友好的國家投資,最好由商會出面談判,是相對保險的方法,效率也會更高。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范集湘發現,我國許多駐外使領館都在所在國牽頭成立了中國企業商會。“現在的問題是這些公信力很強的商會,常態化活動還不多,作用發揮得還不充分,需要在人員配置、經費保障、運作機制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

“非公有制企業走出去的能力,是國家能力、政府能力、企業能力、中介服務能力四位一體,最終體現為全球資源整合能力。”范集湘說,這需要三個維度的協同。一是外部性,國家層面的政策支持要系統化、有針對性和時效性;二是內部能力,特征是企業要與市場需求相匹配;三是企業之間的配合能力。行業龍頭企業與行業企業之間,國有企業與非公有制企業之間的合作,都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