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９月１４日電題：我是誰？——七旬老村醫的身份之惑

　　新華社記者高皓亮、胡浩、董小紅

　　“我到底是農民還是醫生？”

　　７１歲的村醫路政文至今還在村衛生室堅守著。

　　這個初中畢業后就到村里當衛生員的老人，已經超期服役了６年。

　　“一旦退休，就只能和普通農民一樣每月領六七十塊錢的養老補助。”在四川省平武縣平通鎮牛飛村衛生室，路政文正在給兩名和自己差不多年紀的老人量血壓。或許是長期從醫的緣故，老村醫身體硬朗。和４５年前穿著粗布衣裳行醫不同，他如今更喜歡穿著白大褂給村民看病，衣服洗得干干凈凈，高大的身材把白大褂撐得有棱有角。

　　上世紀７０年代，初中畢業的路政文成了村里的“最高學歷”，在縣衛校接受短期培訓后，他成為了一名“赤腳醫生”。當時，正處“赤腳醫生”的鼎盛時期，能夠背起藥箱行走鄉間，幾乎和參軍當兵一樣光榮。“那個年代，只有根正苗紅的貧下中農才能當‘赤腳醫生’。”１９７０年的國慶節，挎著醫藥包的“赤腳醫生”方隊走過天安門接受了國家領導人檢閱。

　　“地位不比村干部低，靠行醫掙工分，每月還有幾元錢的補助。”說起最風光的那段經歷，老人眉梢帶笑。

　　和億萬農民一樣，“赤腳醫生”的命運也和國家的土地政策密切相聯。１９８４年，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路政文的身份真正回到了“半農半醫”。“一邊從醫，一邊下地干活，一大家人要指著地里的產出過日子呢。”離開了村衛生室，路政文在家開辦了診所，那時還可以靠賣藥掙錢，每年診所的收入也是一筆不小的數字。

　　５年后，大兒子路安亮從部隊退伍回鄉，路政文勸兒子接班當村醫，誰料兒子嫌村醫執業風險大，去了鎮上的畜牧獸醫站當了獸醫。當時這對路政文是個不小的打擊。然而，也正是兒子這次有違父命的選擇，讓他日后倍感慶幸。２００５年，《國務院關于推進獸醫管理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頒布實施。２００９年，路安亮通過考試被納入事業單位編制，有了和當村醫的父親不一樣的“身份”，如今每月能領到２５００元的工資。

　　２０１２年，關閉了自家的診所，路政文再次回到村衛生室工作。和當年一樣，村衛生室不再靠賣藥看病掙錢，主要為村民提供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和一般診療，路政文的工作重心也變成了為村民進行健康管理，從治療為主轉向防治結合。他們的收入主要依靠政府補助，一年有兩萬多元。

　　然而，路政文到此時依然是一個普通農民，那種和一般村民不一樣的“身份”訴求愿望仍未實現。此時，一個“身份”的認定，對于６８歲的路政文來說，除了心理慰藉，也意味著退出后生活能夠有保障，不給子女添麻煩。“干了一輩子村醫，再怎么也算是技術人員，臨了也就是想有一個更好的養老保障。”

　　兒子沒有從事鄉村醫生讓路政文五味雜陳，外孫何小聰如今卻準備接過外祖父的小藥箱。１８歲的何小聰現在成都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針灸學院村醫班就讀。為破解村醫隊伍當前面臨的斷代問題，平武縣按照本地優先的原則，選送５０名當地初、高中畢業生到村醫班學習，在校期間所有費用由政府買單，條件是畢業后要在當地村衛生室至少服務８年。

　　在牛飛村衛生室的院子里，何小聰手上拿著一本路政文推薦的《易經》。他不用考慮外祖父一直擔心的身份問題。在村醫班學滿３年畢業后，何小聰將回到牛飛村衛生室工作，但那時他是作為鄉鎮衛生院聘用的工作人員在村衛生室執業，由鄉鎮衛生院發放工資，購買五險一金。“農村人和城里人都統稱城鄉居民了，再在乎身份還有什么意義呢。”何小聰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