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規劃期間，應以“一帶一路”戰略為突破口，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促進我國中西部地區和沿邊地區對外開放，優化我國對外開放格局，全面提升我國改革開放水平，推動國際區域經濟合作創新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迅速，進出口總額居全球第一位。我國利用外資連續21年居發展中國家第一位，對外投資居世界第三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貿易國，外匯儲備超過3萬億美元。

　　但我國地區發展還不平衡。據相關數據顯示，我國中西部地區僅占全國約14%的進出口、17%的外資、22%的對外投資。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提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新征程。

　　那么，在“十三五”期間，應如何以“一帶一路”戰略為重要抓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推動國際區域經濟合作？在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還將面臨哪些機遇與挑戰？

　　“‘十三五’規劃期間，應以‘一帶一路’戰略為突破口，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促進我國中西部地區和沿邊地區對外開放，優化我國對外開放格局，全面提升我國改革開放水平，推動國際區域經濟合作創新發展。”近日，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調研部部長、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蔡玲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一帶一路”戰略實施基礎良好

　　據了解，“一帶一路”沿線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約占全球的63%和29%，是目前全球貿易和跨境投資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在蔡玲看來，我國在“十三五”期間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具備一些良好基礎和機遇。首先，基礎設施建設合作潛力大。蔡玲認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較落后、發展空間較大。而我國開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較強。從調研情況看，我國部分工程類企業的業務收入過半來自海外，它們多數從事基建、鐵路、通訊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投資，業務地點也多集中在東南亞、中亞等一些歸屬“一帶一路”沿線的地區。相關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在沿線國家承包工程營業額占我國對外承包工程總額的一半。

　　其次，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初見成效。蔡玲介紹說，2013年8月，中哈霍爾果斯國際邊境合作中心成為全國首個“境內關外”離岸人民幣創新金融業務試點區。而隨著人民幣跨境結算量的增加，一些境外銀行開始進入新疆地區。無獨有偶，2014年以來中國發起成立了絲路基金；中國主導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些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成為推進“一帶一路”戰略重要基礎。

　　而內外部自貿區建設步伐加快也為“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提供推力。“要發展沿線港口經濟區，自貿區就是‘一帶一路’內外聯動的抓手。”蔡玲對記者說。一方面，國內初步形成上海、天津、廣東、福建“1+3”格局，在投資、貿易、知識產權等領域探索對接國際高標準規則體系；另一方面，與更多的沿線國家探討建設自貿區，如中國—東盟自貿區等，以雙邊、多邊、次區域經濟合作，推動“十三五”期間“一帶一路”戰略實施，形成立足區域、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

　　“一帶一路”戰略實施困難仍在

　　“從基層調研反映的情況看，‘十三五’期間實施‘一帶一路’戰略還需解決一些困難和問題。”蔡玲說。這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方面是各自為陣，尚未形成合力。她舉例說，以通歐鐵路為例，目前不少中西部省份開通了通歐鐵路，但有的回程往往放空，一些地方列車利用率有待提高。此外，各省市為了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搶占發展先機，在今年地方政府報告均提出與“一帶一路”相關的功能定位，而在地方“十三五”規劃中也極有可能出現“一帶一路”區域功能定位趨同的現象，如“核心區”“戰略支點”等。另一方面區域合作基礎條件需要進一步改善，如對中亞、歐洲的通關和貿易便利還需要改善。

　　而在談到作為踐行“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企業“走出去”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時，蔡玲說，目前我國工程企業在外承接基建項目，大多采用EPC模式（工程總承包），在建設期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在資金來源上，工程企業十分依賴銀行貸款，特別是國內開發性貸款。主要銀行貸款形式有國內的兩優貸款、出口信貸、賣方信貸等形式。為了減緩工程風險，銀行一般需要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出具保函，有的開發性貸款也是如此。這樣一來，國內融資成本相對于國際金融市場偏高，算一算，有時人民幣貸款成本高于美元、歐元等國際貨幣2%～3%的年化利率。企業往往會傾向于在國際市場融資。但是受到多種監管限制，發債規模、便利性和利率往往又不能滿足其要求。許多企業“走出去”后較難獲得后續發展資金，直接制約了對外投資企業的發展規模，影響了企業的投資效益。尤其是規模較小的民營企業，由于不具備擔保條件和信用評級不夠，難以從銀行獲得貸款支持。鑒于此，蔡玲強調說，企業“走出去”面臨著融資渠道不暢的困難和難題亟須盡快解決，這樣才能解決企業的后顧之憂。

　　當然，國際化人才缺乏和國際業務經驗不足也是企業“走出去”面臨的又一難題。蔡玲認為，境外投資與國內投資項目相比將面臨更多的政治、經營和法律風險。特別是對于多數民營企業來說，缺乏熟悉東道國投資環境、語言和國際業務規則的專業人才，制約企業對外投資發展。

　　同時，由于國內法律、投資、信息咨詢等中介機構匱乏，中資企業無法有效的開展境外投資項目前期工作，多數企業往往根據國內的經營經驗開展對外投資，導致項目成功率較低。企業獲取投資項目一般依賴私人關系推介，缺乏對投資國政治、經濟和市場的整體判斷，實地考察和項目前期論證不夠，也導致了項目成功率不高。蔡玲強調說，國內“走出去”中介服務體系目前發展緩慢，有待加強。

　　以新思路全面推進“一帶一路”戰略

　　“一帶一路”戰略目標是要建立一個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同時也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面臨新背景、新情況、新挑戰，在“十三五”期間，推進實施“一帶一路”戰略需要有新思路才能更有利于實現全面深化改革開放。

　　蔡玲認為，以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聯通和民心相通“五通”為取向，以構建開放性經濟新體制為目標，破除制約開放發展的制度性障礙，不斷提升合作水平，努力為“一帶一路”建設營造良好環境。

　　從國家和政府層面來說，蔡玲建議應加強頂層設計，建立協調機制。從國家層面統一規劃，提出具有系統性、長期性和前瞻性的“一帶一路”中長期發展戰略和目標任務。整合資源，建立地方協調機制。避免地方“十三五”規劃中在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中出現區域功能定位趨同、同質化無序競爭和惡性競爭。其次，要搭建平臺，更好地發揮政府主導的作用。加強政府間磋商與談判。同時積極引導，保障投資安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政治及文化具有多樣性的特點，為了規避投資風險，可采取分段推進的方式，成熟一段推進一段。”

　　可以說，目前我國地方政府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表現出了很高的熱情。但蔡玲強調，“一帶一路”建設要充分體現企業的主體地位。她認為，企業的微觀機制更為靈活、更有效率，項目的具體選擇是企業行為而不是政府行為，項目的具體談判是企業談判而不是政府談判。“一帶一路”建設應從實處、細處、小處入手，以企業為主體，遵循市場規律和國際通行規則，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的作用，化解沿線國家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可能產生的疑慮與抵制。

　　而為了幫助企業順利“走出去”，金融改革創新勢在必行。“現代金融的鮮明特點是形成利益共同體。所以一方面要推動中資金融機構走出去，為‘走出去’企業提供融資支持；同時推動亞洲債券市場開放和發展，設立和發揮亞投行和絲路基金作用；加強雙邊金融監管合作，構建金融風險預警體系；還要謀劃和布局人民幣離岸市場新格局。”蔡玲說。目前人民幣離岸市場主要集中在中國香港、新加坡等東亞地區。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將推動沿線地區對人民幣離岸市場的需求。

　　蔡玲最后說，要鼓勵中介機構“走出去”，加強與沿線國家的中介機構資格互認領域開放和合作。通過建立跨境經濟合作區來實現國家之間的優惠政策與地區經濟環境的有機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