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志正

　　1920年,我出生于河北省藁城縣北洼村。12歲進入三伯路益修創辦的“河北中醫專科學校”學習中醫。1937年“七七事變”后，華北地區相繼淪陷，醫校被迫停辦，我選擇了隨師侍診。1939年我考取了中醫師資格后，步入杏林。

　　雖遭劫難忠心不改

　　雖說藁城縣屬“敵占區”，但到1940年，各村鎮的政權早已被我地下黨所控制。1940年春，經人介紹，我在藁（城）正（定）新（樂）抗日訓練班受訓月余后，與同窗吳志偉（后加入共產黨）一起分配到秦家莊抗日小學當教員。同年秋因環境惡化，學校停辦，遂又重操醫業。后來我因治愈了幾個危重急難病癥，七里八鄉前來就診的鄉親越來越多。

　　冀中平原的解放區不斷擴大，對日偽軍構成了嚴重威脅，所以日本鬼子不斷進行清鄉掃蕩。1942年秋的一次大掃蕩中，因日偽軍來得太突然，我被抓住了，押解到了石家莊南兵營。兩三天后，我和許多青壯年同胞被塞進一節節貨車廂中，北上到達了遼寧撫順的一個露天煤礦成了勞工。現在人們都知道，在日偽時期被抓來的煤礦勞工，沒有幾個能活下來的，臭名昭著的“萬人坑”，就是那時的事情。我當時年輕，又在冀中平原上長大，還不太知道恐懼和害怕，只是想盡快回家。

　　正當我不知所措時，一個50多歲的當地男子（當地商人）上來與我搭話，知道我是個醫生后，他說：你在這里挖煤太可惜了，吃不飽不說，而且還經常出事故，進來的人沒幾個能活著出去的……聽了他的講述，我才意識到處境的險惡，趕緊問他怎樣才能逃出去。他說，你要是信得過我的話，我倒可以幫你跑出去。他開出了幫我逃出的條件，我別無選擇，又按他的要求聯系了鄰村的李寶善等3人，一起接受了這一以生命為代價的博弈。經過化妝后我們趁機逃出了煤礦。由于當時交通不便，多為步行，偶爾坐車，我們忍饑挨餓，歷盡艱辛，走了十好幾天，最后總算回到了老家。按照事前講好的條件，家里又賣了幾畝地，將錢給了那位救我的人。

　　回家后不久，我村地下黨負責人路珍莊為我謀得偽村公所秘書一職，交給我的任務是利用醫生和秘書的合法身份作掩護，為八路軍傳送情報，同時為村民和抗日志士辦理良民證或通行證。為了便于工作，組織上還安排我與四公鄉派出所的尚樹梅秘書，結拜成了兄弟。

　　漢奸暗算矢志不渝

　　1944年，當時有個叫趙白貨的無極縣人，在日偽特務機關工作，經常向百姓索要錢物。他見我經常到大鄉來辦事，有時還請人吃飯，就多次暗示我給他送錢。送過一兩次后，他還沒完沒了地要。當時百姓生活困苦，我也不能老拿錢給他，再加上缺乏對敵斗爭的經驗，一次秦家莊的王米貴來找我給他的親戚看病，剛進無極縣北蘇村就被偽軍以“私通八路”為由抓了起來。他們盤問我是不是八路的探子，為什么給八路看病、八路在什么地方等等。我知道他們沒有可靠的證據，于是我就裝出十分委屈的樣子，跟他們說：四鄰八鄉找我看病的人很多，穿的都是土布衣裳，哪曉得誰是八路！可他們根本不信，說我裝傻充愣。于是就給我上刑，又是灌辣椒水、壓杠子，又是坐老虎凳，疼得我昏過去好幾次。但我一直咬牙堅持不說。日偽軍打累了，就把我扔到地窖里關了起來。

　　其實就在我被捕前兩天，我還在三丘村的地道里給兩位八路軍干部看過病，而且也知道他們在何處養病。但我畢竟受過一些黨的教育，關鍵時刻寧可犧牲自己，也不能出賣抗日干部。當天家里聞訊后，都非常著急，父親到處借錢，由村長和村里的幾位長者出面，分別找人疏通關系，最后才將我保釋了出來。

　　再遭劫難，我并未退縮。在之后的歲月里，我一邊給百姓看病，一邊保持著和八路軍的聯系，直到抗戰勝利。

　　和那些為國捐軀的抗日英烈相比，我受的那點皮肉之苦，根本算不上什么。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回顧這段經歷，就是要提醒我和大家，牢記歷史，勿忘國恥，珍惜現在，更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創中華民族更加美好的未來！

　　（路志正，第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醫科學院主任醫師，首屆“首都國醫名師”和“國醫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