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９月１日電（記者魏夢佳）“紅霞吾妻鑒：夫今死矣！是為時代而犧牲。人終有死，我死您也不必過傷悲，因還有兒女得您照應……”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４日，北平陸軍監獄，３９歲的吉鴻昌平靜地寫下1封革命遺書和3封家書，囑咐妻子胡紅霞“教養子女”，堅強活下去。之后，吉鴻昌從容走上刑場，凜然高呼“抗日萬歲”，壯烈犧牲。

　　８０年后的今天，當我們再次摩挲這泛黃的信紙，遒勁字跡間，仍能感受這位抗日名將臨難前的壯志豪情和家國深情。穿越歷史硝煙，經歷戰火洗禮，在波瀾壯闊的抗戰畫卷中，一封封家書，就這樣讓我們窺見那個永不磨滅的時代，靠近那些至情至性的抗戰英靈。

　　１０年來，中國人民大學家書文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張丁奔忙致力于民間家書的搶救和搜集。全國各地的踴躍捐贈，讓他最終收集到２００多封抗戰家書。他將其中近百封編成《抗戰家書：我們先輩的抗戰記憶》一書。

　　這些家書寫于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４５年間，作者中不僅有左權、吉鴻昌、張自忠、謝晉元等知名將領，也有普通士兵，以及華僑、學生、商人、勞工等抗戰中的普通民眾。在硝煙彌漫的戰場，許多家書一經寫下，或許就是絕筆……

　　“親愛的荷馨：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計未定，與后方聯絡過遠，敵人行動又快，現在孤軍奮斗，決以全部犧牲，以報國家養育！為國戰死，事極光榮。”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２日，作為中國遠征軍先頭部隊率２００師赴緬參戰的國軍將領戴安瀾，困守孤城的危急情勢下，給妻子寫下這最后一封書信。

　　在信中，他對今后不能再侍奉母親、照顧妻兒感到深深自責。“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戴安瀾的叔祖父）仙逝，未及送葬。你們母子今后生活，當更痛苦……我要部署殺敵，時間太忙，望你自重，并愛護諸兒，侍奉老母。”

　　歷時１２天的同古保衛戰，２００師以犧牲８００人的代價，打退了日軍２０多次沖鋒，殲滅敵軍４０００多人。之后不久，２００師官兵在北撤回國途中遭日軍伏擊，３８歲的戴安瀾身中數彈，在緬北的茅邦村，距離云南不到１００公里之處，他艱難地向祖國的方向凝望片刻后，永遠閉上了雙眼。

　　左權，抗戰中八路軍犧牲的職位最高的指揮員。從他留下的１摞鮮活生動的家書中，不僅能看到當年太行山抗日根據地人們的艱難困苦，還可以感受到這位戰場上剛毅勇猛的將軍，作為慈父和丈夫的細膩情感。

　　“此間一切如常，惟生活則較前艱難多了，部隊如不生產則簡直不能維持。我也種了四五十棵洋姜，還有二十棵西紅柿，長得還不壞。”“二月間我們全處在反掃蕩中……敵人的殘酷依然如故，新的花樣就是放毒。因為毒傷，老百姓很死了一些人，傷的很多。”

　　頻繁戰事中，左權對家人的思念從未中斷。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０日，他在給妻子劉志蘭的家書中這樣寫道：“志蘭！親愛的：別時容易見時難，分離二十一個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我擔心著你及北北（左權的女兒左太北），你入學后望能好好的恢復身體，有暇時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極需人照顧的……想來太北長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重復說我雖如此愛太北，但是時局有變，你可大膽按情處理太北的問題，不必顧及我。”

　　幾天后，左權在指揮部隊掩護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突圍轉移時，一顆炮彈突然在他身邊爆炸，３７歲的他就這樣永別了摯愛的妻兒。

　　“抗戰家書是一部中國人民抗戰的心靈史。”張丁說，“從這些泛黃的書信里，我們不僅能對中國人民抗戰期間的深重苦難感同身受，還能看到中國軍人在民族危亡之際所表現出的氣魄、氣節和血性。”

　　他認為，相比其他的檔案和史料，家書更有“溫度”。借助家書，當代人可以走進英雄的內心，清晰感受在那艱難時刻，質樸情感傳遞間的力量和對美好生活的渴望。

　　“抗戰的核心是愛國，回顧歷史的目的就是要從中汲取精神和力量。我們每個人都需要主動了解這段歷史，將抗戰精神、愛國精神體現在實際工作和生活中，不要太多考慮自我得失，一切都要以國為先，以民族為重。”張丁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