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培玲老人

　　我叫王友眾，1933年9月24日，我出生在大青山下當時的綏遠省薩拉齊縣美岱召鎮河子村一個殷實人家。我的父親王培玉是家中長子，也是武歸縣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員，二叔王經雨是中共黨員，歷任薩縣抗日游擊隊隊長、薩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等職務。三叔王如玉參加了綏西地區的八路軍。我的祖母喬培玲，是一位思想解放、有民族氣節的老人家，人們都親切地叫她“王老太太”，為了支持子孫抗日，祖母毀家紓難，變賣家產資助游擊隊。我從小就生在這樣一個“抗戰世家”。

　　當時，王家就是黨的地下聯絡站。常有許多“不速之客”來到家中，他們同我二叔從事革命活動從不回避祖母，一些資料落在家里，我祖母便隨手藏在柜底或后院的一個地窖里。每到夜晚，我祖母就讓家里人到后院睡覺，前院只留她一人。我曾多次在早晨看到，前院的大房里有許多不認識的人就宿，這些都是共產黨的軍政人員，而一切的接待、保衛，自然都由祖母操心了。

　　1938年秋，二叔潛入敵偽保甲團工作，后來因身份暴露，帶著游擊小組上了大青山，王家也被日偽軍抄了家。漢奸們認為王經雨是個遠近聞名的大孝子，只要抓到他的母親并施加壓力，他就會脫離八路軍。于是，我和姐姐王友梅、哥哥王友群就跟著祖母開始了輾轉逃亡的日子。我有個表叔，平日里深得祖母疼愛，日寇占領綏遠后他回家當了教書先生，因為怕受牽連，他拒絕收留我們，這使我祖母非常生氣傷心，她沉重地說道：“我活著就不當亡國奴，以后你們用八抬大轎請我也不再來了”。

　　在大青山根據地的姚喆司令員知道情況后，指示薩縣游擊隊一定要想辦法把我們一家接進大青山里來。1940年2月，我跟著祖母上了大青山，從此，我們北履大青山，南赴晉北黃土高原，開始了艱苦的游擊生活。冬天，大家搭個窩棚睡覺，夏天就找個石巖避避。當時敵人三天一掃蕩五天一進攻，我們也要時常跟著“轉山頭”。大青山懸崖陡峭、亂石嶙峋、荊棘叢生，年輕戰士行軍也頗感艱難，何況一個小腳老太太，但祖母拄著一根樹棍，從不麻煩別人。

　　在山里，糧食是個大難題，斷炊是常事。我們的干糧多是扁豆、大豆、莜麥，祖母已是牙齒脫落的老人了，吃這些東西常常牙床破裂出血，其艱難不言而喻。她吃一粒蠶豆，要在嘴里含很久很久，直至用口水泡軟了才能嚼爛咽下。我和哥哥看她實在難受，便用石頭搗碎讓她吃。斷炊后，就要靠山蔥、薤子一類的野菜充饑，這時祖母常常樂觀地跟戰士們說：“咱們打回歸化城（即呼和浩特市）后，大娘請你們到麥香村吃一頓炒山蔥。”1941年，父親在為傷員買藥的途中與敵軍遭遇，犧牲于武川縣毛不浪梁。祖母得知噩耗后，對我和哥哥說：“活著不做亡國奴，死了不當亡國鬼，抗日這件事，兒子完不成，孫子接著干！”

　　在深山老林里，游擊隊員們靈活地打“麻雀戰”，與敵人捉迷藏，巧妙地鉗制和消耗了敵人的有生力量。年復一年，槍林彈雨中的大青山游擊隊沖鋒陷陣、襲擊據點的一幕幕組成了我童年的難忘畫卷。在根據地的空閑時間，我喜歡擺弄游擊隊員們佩戴的各種槍，游擊隊員們有人給我講故事，有人教我背珠算九歸口訣，我還主動向有文化的干部、戰士請教，跟他們學寫字。那時沒有紙張，就用草繩穿上樺樹皮寫，唯一的“課本”就是當時傳唱的革命歌曲，如《八路軍進行曲》《義勇軍進行曲》《松花江上》等。還有根據地自編的歌謠，如《十罵汪精衛》等。

　　1942年，我由老鄉護送過封鎖線，輾轉來到山西偏關，進入晉綏根據地偏關抗日干校學習。在這里揭開了人生新的一章。而祖母依然隨軍跋涉大青山區的山山水水，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回到呼和浩特。1966年5月，祖母在家鄉病逝，而她帶領全家參加抗日的事跡，至今還在當地群眾中傳頌。

　　（王友眾，1947年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1952年轉業后先后擔任包頭市機械廠團委書記、包頭日報社副總編等職務，1990年任包頭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95年離休后擔任包頭市詩詞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