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京報報道，廣西男孩李楠被騙入傳銷窩點，在心理防線快被攻破時，大學好友們湊了一萬六千元，委托反傳銷人士將他救出。這一報道將民間反傳銷組織的運作方式進行了詳細呈現。而據報道，中國民間反傳銷協會至今沒有正式在相關部門登記注冊，懸殊的收費標準，再加上不合法的身份，帶來了質疑與風險。

　　以“鼠窩撈人”與“反洗腦”為主營業務的反傳銷協會，并不是第一次在媒體上出現。而如果以“傳銷”或“反傳銷”為關鍵詞在微博上搜索，可以看到很多擔憂自己的親朋進入傳銷窩的人，“艾特”各種各樣的反傳銷組織，希望這些組織能幫親朋“逃出生天”。

　　寄生于傳銷活動上的反傳銷組織，能深耕十余年， 足見反傳銷需求之旺盛。這種需求，沒有被反傳銷組織的“灰色身份”、看起來昂貴的“撈人”價碼以及部分組織“以暴制暴”的解救方式嚇跑，反而隨之衍生出一個“新行業”。雖然，“民間反傳第一人”李旭形容其為“一個本不該存在的行業”。

　　而人們之所以求助于反傳銷組織，有的是尋求司法救濟無果后的無奈之舉，比如報道中的李楠，被騙進傳銷后，其同學最初報警，但警員表示，信息太少，沒辦法找人，他們只能求助于反傳銷組織；有的則是對公力救濟的不信任。這種民間私力救濟的存在，恰恰反證了公力介入的缺失。因司法懲戒“老賴”不力而形成的民間討債公司是如此，而由于當地對傳銷打擊力度不夠而產生的反傳銷組織亦是如此。

　　再加上，新時期的傳銷活動，還會通過洗腦對傳銷者在精神上進行控制。就算當地警方用盡全力解救，恐怕也沒有辦法再承擔其“反洗腦”的重任了。這時候由曾經身陷傳銷組織，了解傳銷組織洗腦方式的人們，來進行“反洗腦”，在人們看來，未嘗不是一種補益方式。

　　游走于灰色地帶的反傳組織究竟能走多遠？而無法面面俱到，甚至已不能適應新型傳銷的公力救濟，該如何改進？這兩個問題，不能成為蹺蹺板兩頭的大石頭。揭示反傳組織的問題和亂象，為的是不讓其野蠻生長，跨過法理界限；但我們更不希望的是，公權力部門一方面無法全面打擊傳銷，一方面卻以“一刀切”的方式對民間自生力量進行打擊。

　　如何更好地協調公力救濟和私力救濟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命題。就像李旭希望的那樣，政府職能部門與反傳組織能否攜手，制定出統一的規范和救助標準，將這股民間自生力量納入合法化的軌道，確實值得好好展望。

　　□阿曼（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