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史上最嚴控煙令”實施兩月有余，近日遭遇了一起抗拒執法。據媒體報道，有執法人員進入某單位檢查執法時，受到阻撓，執法未果。此事件引發了公眾熱議，“史上最嚴”是否可能再次淪為空頭法律？禁煙“敏感期”一過，是否仍然難見成效？

　　中國是煙草消費大國，煙民人數世界第一。近年來，從中央到各地都紛紛出臺了各種法規，試圖減少煙草消費。以北京的控煙條例為例，控煙的主要目標并不在于禁止個人吸煙的“自由”，而在于保護他人不受二手煙的傷害。

　　煙民無處不在，控煙執法的難度可想而知。近年來，甚至有煙民冒著嚴重違法和導致公共安全事故的危險，在飛機和動車上吸煙。類似北京這類執法受阻的事件可能還會再次出現。也有人認為規定太嚴的法律注定難以實施，會淪為法律白條。但是，執法有難度并不能說明新條例是有問題的，更不能說是失敗的。

　　控煙令的法治價值是雙重的，首先當然是為公職機關提供執法依據，但更重要的是為每一個人提供自治的法律依據。判斷一部法律是否具有成效，不在于看一時的執法效果如何，而在于人們是否能自愿接受和履行它。后者與法治的價值聯系更為緊密。

　　為了盡快達到控煙效果，執法機關嚴格執法當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發動群眾”。北京的控煙條例中有一條很有意思的規定，“賦予”了個人“勸阻”吸煙者的權利。一部條例能否創設一項新權利，這個問題可以討論，但是這條規定卻體現了新條例對人們“自治控煙”的期望。

　　立法的一項重要功能是改變觀念。一些法律在施行之初，效果并不好，但是給人們帶來的觀念沖擊力卻是很大的。觀念漸漸改變之后，法律的效果便更容易彰顯。例如當前的一個控煙難點是賓館、餐館等經營單位，出于利益考量，這些單位未必愿意主動勸說客人掐掉煙頭。但一旦力主禁煙的客人多于吸煙的客人，他們就要權衡一下，到底是得罪吸煙的客戶還是失去那些厭惡煙味的潛在客戶。

　　如果說法治是每個人的事，從個人角度看，“自治控煙”足以代表一種典型的“法治化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中處理許多事情時，人們未必能夠講出什么具體的道理去說服對方，但假如有明確合理的法律規定，“法律規定”便可能成為人們解決問題的硬道理。因此，即使控煙執法出于各種原因難以全面落實，新條例也是有很大價值的，例如此時餐館里顧客便可以“依法”理直氣壯地制止鄰座的煙客停止吸煙。

　　只有當新法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處理問題時援引的理據，用“法律規定”這個理由，而不是用“我就是討厭吸煙”這類個性化的表達去主張自己的權利時，煙味也就逐漸散去，法治的味道才會越發濃厚。

　　（作者系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