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讀懂成思危的“危言大義”

　　懷念一位智者的最好方式，就是將他的思想化作現實的啟迪。對剛剛離世的經濟學家成思危，惋惜追悼之余，人們更要認真回味他留給世人的忠告，并讀出個中深意。

　　成思危今年5月發表于《人民日報》的文章《研究金融問題需有戰略觀》，被視作他的“告別之作”，文中對坊間盛行的“陰謀論”表達了明確的警惕和忠告。成思危寫道，“一些人把所有的國際金融活動都當成陰謀，把國際金融活動比作你死我活的戰爭，主張要抗擊國際陰謀。實際上，這并不符合當前國際金融的實際情況。有些人可能是真的擔心，但更多主張‘陰謀論’的人有著不同動機。”

　　就在這番話面世后的一個多月，中國的資本市場經歷了一次空前震蕩。人們應該記得，在股市最不安的那幾天，坊間出現了不少千奇百怪的“陰謀論”。不假思索地怒揭“外鬼”、狠批“內賊”，一度是很多人的下意識選擇。但這樣的過度陰謀論并沒有確鑿證據，有的甚至只是一些人的臆斷；對其的一味追隨，卻可能掩蓋許多原本值得反思的真問題。

　　經歷過這些再來看成思危的提醒，不能不佩服老人的遠見。成思危當然不是要做股市的預言家，這番言論之所以發人深省，并且在一輪波動過后更值得品讀，恰是因為其點出了發展中某種共通的真理。

　　不唯“陰謀論”，當然不是全然無視“陰謀”的可能。今天的國際格局中自有競爭和較量，金融領域也不乏“看不見硝煙的戰爭”。從某種意義上說，選擇進入國際金融體系，就意味著隨時做好“應戰”的準備，金融安全必須得到保障。但準備好“應戰”，并不等于目中“所見皆戰”，更不等于將一切風險、隱患和弊端全然歸罪于外在的“陰謀”——這既不符合客觀現實，更不是改革應有的態度。

　　作為金融改革的長期踐行者，成思危深知中國金融改革的關鍵不在“罪外”，而在“求己”。他曾無數次呼吁加強金融領域的監管水平，呼吁以改革來革除資本市場存在的缺陷；對自己最傾注心血的創業板，他也不留情面地直言其中“企業創新不足、估值過高、虛假信息和內幕交易”等諸多問題。顯然，一味怪罪“陰謀論”，不可能解決這些現實問題。如同成思危在“告別之作”中所寫的，要真正提高抗擊陰謀的能力，就必須提高自身的金融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還是會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也無法抵御國際金融風險”。

　　就金融論金融，這已是極具說服力的戰略觀。而這番忠告的意義，更在金融之外——任何領域的改革事業，乃至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面臨著一個“求己”的問題。改革知易行難，多有阻撓障礙。有時候問題解決不了、進度推不下去，或是改革觸及了自身的利益，人們便很容易去尋找外因，包括歸罪于這樣那樣的“陰謀”。豈止金融，“陰謀論”在許多領域都有市場，甚至被一些人視作屢試不爽的擋箭牌，成為逃避自身責任的“萬能理由”。

　　前些日子重回公眾視野的前“五毒書記”張二江，談及昔日玩弄女性的腐敗舉動，稱其是“深受西方文化影響”。此言一出，輿論嘩然，原來連官員的腐敗，都是別人的“陰謀”在作祟呢。但這番話透出的某種潛意識，卻不能簡單當作笑話。防“陰謀”之心不可無，但“萬事皆陰謀”的思路同樣不可有。不然的話，連自身的責任使命都忘乎所以，一切又將從何談起？

　　回到成思危的“最后忠告”，讀懂它的內涵，就是要重拾一種“反求諸己”的意識，將必要的重心放到自我革新上來。許多人悼念成思危，為他的名字添上“盛世思危言”的注解。老人本人認不認同這種“解名”，我們已經無從獲知；但把握其“危言”背后的大義，進而對改革事業有所助益，一定是他所樂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