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北京世紀壇醫院副主任醫師金星出生在延安中央醫院。她的父親金茂岳同志當時就是醫院的著名醫生。她繼承父業，終身從醫，在醫生工作崗位上服務了數十年。2006年開始，金星歷時8年，拜訪了100多位在延安中央醫院工作過的老同志和200多位延安生活的親歷者，以口述歷史的方式，揭開了塵封70多年的歷史，展示了這個黃土高坡上的窯洞式醫院從建立到撤離的全景畫面。

　　創辦于土窯洞中的醫院

　　1938年冬，黨中央委派傅連評同志負責組建中央衛生處，正式成立的中央衛生處負責中央機關的保健衛生工作。時任中央衛生處處長的傅連評向中央提出建立一所正規化的醫院的建議。1939年3、4月份，黨中央接納了中央衛生處傅連評處長的提議，決定在延安修建一所正規化的醫院，為延安的革命干部和人民群眾解決生老病死的大問題，中央委托何穆同志在中央衛生處領導下籌建這所醫院。傅連評又從中央門診部抽調共產黨員、護士郁彬協助何穆籌辦醫院。中央撥款5000元，覓地建院。中央組織部又調來上海人陳洛怡，他是一個參加過長征的干部，腿有殘疾，負責總務，一直工作到1939年10月份調離。一同調來的馬相友任會計，他后來就留在了中央醫院一直工作到1941年。

　　籌建醫院的工作就這樣開始了。

　　1939年9月，中央醫院開始接收病人。同年11月7日舉行了開院典禮。傅連評、何穆、魏一齋先后任院長。醫院的醫生有劉允中、金茂岳、阿洛夫等人。

　　醫院創辦初期，有病床30張，到1943年病床增加到170張。醫院先后設有內科、外科、婦產科、結核科、小兒科、傳染科、藥劑室、檢驗室、X光室、手術室和護理部等科室，是當時延安科室基本配套、設備較為齊全的醫療中心之一。據統計，醫院從創辦至1945年底，共收治病員12677人。

　　醫院先后舉辦了四期護士訓練班和一期醫生訓練班。從1940年后，該院也被稱為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第一部。延安學生療養院在1941年1月成立后，也與該院同設于此，同年11月遷至楊家灣。

　　1947年初，該院遷往華北解放區，組成“第一后方醫院”，后改為中央門診部。1949年3月遷往北平(北京)。

　　最早的干部體檢

　　中央衛生處傅連評處長一直特別關注中共領導人的身體健康。早在1929年3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率部進駐長汀，他們到福音醫院看望紅軍傷病員時，傅連評就曾為毛澤東、朱德等紅軍將士安排檢查身體。1932年春，紅一、五軍團組成東征軍到汀州，傅連評看見毛澤東操勞軍政大事，身體消瘦，精神疲憊，就決定把一直伴在身邊的得意學生陳炳輝派到毛澤東的身邊做保健醫生，他應該是毛澤東的第一任保健醫生。

　　白求恩大夫曾在延安停留了短短幾個星期，還為延安的部分干部做了一次查體。時任延安中央醫院婦產科醫生的金茂岳曾回憶說：

　　經過長征，許多干部都患了肺結核，身體不好，不能上前線，都留在了延安。白求恩大夫要求給這些干部做一次體檢。他逐一詢問他們的家庭情況、病史，全身仔細檢查之后，用我們紅十字會的手提X光機作胸部透視。當時沒有暗室，在窯洞里用毛氈掛起來，在黑窯洞里給干部透視，X光機很小，熒光屏還是用手拿著看。一個快50歲的老人，穿上鉛圍裙，在黑窯洞里一個一個地透視肺部，檢查后寫下檢查結果，還將結果告訴每個干部，說明患有什么病、注意什么問題。最后，白求恩大夫對我們提出，戰爭年代，要特別關注干部的身體健康。建議干部應由組織部門和衛生部門兩個系統來管，要根據干部的身體情況分配工作。這大概是最早的干部體檢工作吧。

　　中央醫院是為中央機關的領導和工作人員的健康服務的一所醫院，關向應、張浩、王明、陸定一、羅邁（李維漢）、王觀瀾、吳玉章、鄧發、徐特立、林伯渠、楊松、黃敬、習仲勛、張聞天、續范亭、朱寶庭、陳少敏等許多領導同志都曾來院治療。1942年5月，中央醫院組織何穆、金茂岳、伍義澤等醫生為毛主席、劉少奇、賀龍、李富春等中央領導檢查身體。

　　毛主席患上“五十肩”

　　毛主席有一段時間得了肩周炎，也就是俗話說的“五十肩”，疼得比較厲害。因為主席經常需要寫東西，肩周炎可能給他帶來了很多痛苦，所以很多醫生都回憶過在延安給主席治肩周炎的經歷。比如魯之俊，他是醫大的教員，看見中醫用針灸治病的神奇效果，就特地去跟一個民間的中醫學習針灸技術，回來以后給主席行針灸治療。

　　中央醫院也派了護士長何奇經常去給主席做治療。很多人都給主席治過肩周炎，金茂岳主任也去給他看過這個病。金主任在這方面的醫術雖然不一定有多高明，但是他是個很細致的人，注意觀察疾病跟周圍環境的關系。他發現，主席辦公的窯洞里面有一個防空洞，防空洞的門就朝著主席住的那間窯洞，正對著主席辦公的桌子。按主席的生活習慣，他一般都是晚上伏案寫作，防空洞里的冷風就直接吹到主席的肩膀上，這就是導致肩周炎的病因。

　　所以金主任給他看病以后就說：“我覺得你這個桌子擺在這個地方不太合適，你把這個桌子挪開，躲開這個防空洞口。另外，在這個防空洞口掛個門簾擋一擋風，還有就是你白天睡覺以后要經常出去活動活動，到外面去曬曬太陽，這樣的話對你治療會有很好的作用。”主席聽了點點頭說：“噢，原來是這么回事！有道理。看起來，防病治病，還是要以預防為主啊！”這個建議就被主席采納了，主席把辦公桌挪到窗戶底下，也經常出來散步曬太陽，活動活動肩背。經過綜合治療，主席的肩周炎就有了明顯的好轉。

　　我后來見到何奇，問她：“當時延安有什么樣的理療設備？”何奇說：“那個時候哪里有理療設備。我去楊家嶺主要是給主席做肩背部的按摩治療，以前我在上海滬東醫院學習過這種治療方法。再就是陪著主席散步、曬太陽。”她回憶說。

　　彭總的阿米巴痢疾

　　據當時在楊家嶺門診部工作的季明回憶：

　　1944年5月21日—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要在延安召開，彭總從前線回來開會，有一天到門診部問季明，延安哪個大夫比較好？原來彭總經常腹瀉已經有一兩年了，吃了些藥也不見好，現在回到延安，想治療一下。季明向他推薦了中央醫院的金茂岳，他認為金主任醫術比較全面，對病人也好。

　　經過金主任檢查，原來彭總得的是阿米巴痢疾，這是一種寄生蟲病，病因清楚了，對癥治療后彭總腹瀉的毛病很快痊愈。其實，給彭德懷治療這個病的醫生挺多，金茂岳也只是參與治療的其中一位，但是他找到了病因。

　　給關向應政委做手術

　　在延安，因為生活條件太差，所以結核病人特別多，尤其是在校的年輕學生，集體生活的環境又促進了結核病的傳播。當時沒有卡介苗，也沒有抗結核的治療藥物，主要靠補充營養、休養、曬太陽來治療結核病。關向應，就是其中的一位結核病人。

　　何穆是從法國留學歸國的結核病專家，在沒有結核病藥物治療的年代，氣胸療法曾經是一種有效的治療手段。何穆曾經給關政委做過氣胸治療術，希望他的病肺能在空氣壓縮狀態下得到休息，以利于結核病的痊愈。但是，關政委的體質太差，又沒有必需的抗菌藥物支持，術后合并胸腔感染，發展成膿胸，這是危及病人生命的嚴重事件。

　　關政委的病情得到各級領導的關注，經過研究，決定由阿洛夫做一次膿胸的排膿引流手術。就手術本身并沒有復雜的技術，可是在當時，卻讓醫生們頗費考慮。他們首先考慮的是手術在哪里進行，把關政委搬回中央醫院做手術，肯定手術條件好些，有現成的手術室和設備，有X光機配合。可是，搬動體質極其虛弱的病人，路程的顛簸就可能加重病情。最后，他們決定到療養院就地進行手術。

　　這一決定得到中央各方面的支持，賀龍師長派人送來幾匹白布，為臨時手術室搭起防塵的帳篷。中央醫院搬去手術床、照明用的汽燈、器械臺、急救藥品等一應必需的設備。阿洛夫說：“我們的準備工作要從最壞的情況考慮，爭取最好的結果。”他親自一一檢查準備好的物品才出發。手術是阿洛夫主刀，李冰任助手，侯明任器械護士，李樹堅任巡回護士。在大家密切配合下，順利地完成了手術。但是，術后的治療、營養、護理等各方面都關系到病人的康復。雖然大家都盡力了，仍然沒有挽救關政委的生命。

　　后記：

　　那是一代特殊的人。

　　這些年來，我訪問過的老人的影像總像放電影一樣在我眼前晃過，他們的故事總讓我熱淚盈眶。

　　他們是中國醫療衛生戰線的典范。在延安中央醫院工作時，先輩們把醫療衛生工作當成自己的生命，奮不顧身，爭取做到最好，容不得別人批評指責；把工作當成理想，把工作和興趣、愛好融為一體。無論什么時候，一個醫務人員，始終應有愛心，對病人要關心、要愛護，要懂得他們的疾苦，要理解他們的心情和要求，要以寬廣的胸懷包容面對的每一個病人。

　　擁有無疆的大愛才能一絲不茍地照顧好每一個病人。經過努力，病人痊愈了，或者一個危重病人搶救成功了，這就是一個醫務工作者最大的幸福和快樂。

　　現在經濟發展了，時代進步了，但不能沒有信仰，這些先輩們永遠是醫務人員學習的楷模。我們也需要像他們一樣，堅持全心全意為病人奉獻的精神，并把延安時期的醫護工作者的精神發揚光大。

　　再憶延安歲月和中央醫院的故事，我認為我們一刻也不能忘記，醫務工作是治病救人的事業，是拯救生命、給病人帶來快樂的崇高職業。

　　(摘自《親歷延安歲月———延安中央醫院的往事》，金星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本報記者劉喜梅編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