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媒體記者臥底替考團伙參加高考，引發熱議

　　隱性采訪　法律底線在哪兒

　　本報記者　季健明

宋嵩繪

　　近日，南方某媒體記者打入替考團伙，曝光江西高考替考事件，社會對此高度關注。江西省有關部門組成專門調查組，展開全面調查。截至8日晚，南昌地區高考替考涉案人員已有9人被警方控制。高考替考行為，違反法律法規；組織高考替考更涉嫌觸犯刑法，有關責任人必將受到法律追究。

　　然而，對于記者臥底替考的調查手段，輿論也表現出不同的態度，焦點集中在“臥底替考是否涉嫌違法”“記者臥底應該把握怎樣的尺度”等問題。很多重大新聞事件的背后，離不開調查記者的努力甚至冒險，但這些因素并不能排除其行為產生的法律風險。隱性采訪的合法性如何認定？什么情況才可采取臥底方式？其造成的法律風險和道德悖論，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

　　合法性如何認定

　　需對個案深入分析，暗含較大法律風險但不必然違法

　　凡是向采訪對象隱瞞或未告知記者身份、采訪目的或隱藏采訪設備而進行的采訪，都屬于隱性采訪。而臥底采訪，無疑是隱性采訪程度最深的方式。記者不僅僅是暗中記錄和觀察，很多時候直接參與了新聞事件。

　　事件參與者、新聞制造者，同時又是記錄者，臥底采訪中記者的多元身份，造成了其尷尬的處境。在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中，有關記者隱性采訪的規定幾近空白。200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工作的意見》的通知，其中明確提出，要通過合法和正當的途徑獲取新聞，不得采取非法和不道德的手段進行采訪報道。在《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中，也僅有如下的倡議：要通過合法途徑和方式獲取新聞素材，新聞采訪要出示有效的新聞記者證。認真核實新聞信息來源，確保新聞要素及情節準確。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法律顧問徐迅認為：“隱性采訪的法律風險很大，雖然目前沒有隱性采訪的直接規定，但隱性采訪中可能使用的偷拍、偷錄器材，在法律中有嚴格的限制。我國刑法規定，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造成嚴重后果的，將承擔相應刑事責任。記者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目前還沒有明確授權，很可能觸及法律紅線。”2015年，國家工商總局、公安部、質檢總局公布《禁止非法生產銷售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和“偽基站”設備的規定》，禁止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組織非法生產、銷售、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

　　隱性采訪的合法性如何認定？“需要結合隱性采訪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以臥底替考組織的采訪為例，雖然替考行為本身確實違反了有關規定，但評價一個行為的違法性，不僅要看其客觀行為，還必須考量其主觀目的。”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阮齊林認為，“如果記者替考的目的是揭露替考集團的利益鏈，該行為也沒有產生危害，就不具有實質的違法性。”

　　“作為同行，應為敢于臥底的記者點贊。”媒體從業人員王真（化名）認為，調查記者臥底采訪，承擔了很大的風險，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如果不采取這種特殊手段，很多事件的真相難以發現。

　　應遵循哪些原則

　　“不違法、沒犯罪”僅是底線標準，新聞倫理也需謹守

　　談及隱性采訪，很多人都會不自然地聯想到公安機關采取的臥底偵查方式。徐迅認為：“隱性采訪與臥底偵查，是完全不能拿來做比較的。兩種方式的主體及其背后的法律規制都完全不同。”

　　在我國，偵查權由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等行使。即便偵查人員進行隱匿身份等方式的偵查，也應遵循嚴格的法定程序：需經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且不得誘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發生重大人身危險的方法。北京市律師協會刑法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柳波提出：“在目前還沒有隱性采訪程序性規定的情況下，如何判斷記者是否存在誘使他人犯罪的行為？從眼前和短期效應看，臥底的成功往往會帶來案件的偵破和新聞的躥紅；但從長遠看，以違法的手段揭示違法犯罪，不該是社會所提倡的。”

　　此外，在暗訪過程中，記者需在多大限度內承擔責任？柳波也提出疑問：“如果有機會能夠將違法犯罪行為控制在萌芽狀態，記者是否有義務進行控制，使其懸崖勒馬？這些灰色地帶的存在，這種不透明的采訪方式，很容易讓公眾對媒體產生質疑。”

　　“‘不違法、沒犯罪’僅僅是一個底線衡量標準，我們更應關注其背后的倫理問題。”中國政法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陰衛芝認為，“傳播行業作為社會信息的過濾者和生成者，對社會道德起建構或消解的作用。隱性采訪，可能符合了‘真’層面的要求，但其背后傳播的社會影響仍有待考量。”

　　公共利益咋權衡

　　罪與非罪的界限，如何取舍行為的損害結果，都是現實難題

　　“從近年的案例來看，媒體越來越重視風險控制，在采取隱性采訪之前便制定了較為詳細的預案，包括記者行動到哪一步截止，向公眾披露哪些方面的信息等。”徐迅認為，“隱性調查方式不宜作為常規的采訪方式使用，其造成的法律風險和道德悖論，一直備受爭議。”

　　“不窮盡其他采訪方式，便不采取隱性采訪來獲取信息。”已逐漸成為行業的共識。據陰衛芝介紹，隱性采訪應至少符合以下幾個條件：有明顯的證據表明，記者正在調查的是暗中侵犯公共利益的行為；通過正常采訪途徑無法收集到相關材料；事先依照媒體內部審批程序報經有關負責人同意；不以涉嫌犯罪的方式進行體驗式調查。

　　公共利益應如何界定？據徐迅介紹，一般情況下，揭露犯罪、公眾安全與健康、公務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等情況，都應該視為與公共利益有關。她說：“對是否屬于公共利益應當謹慎評估，不應任意擴大解釋，需要對媒體的隱性采訪進行必要的限制。”

　　在司法程序中，如何判斷隱性采訪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需要？阮齊林認為：“要遵循利益權衡原則，對行為帶來的損害與揭露真相帶來的正面效果進行比較，如不可避免地造成危害，需將危害比例控制在可接受的范疇內。然而，對記者而言，罪與非罪的界限，如何取舍行為的損害結果，都是一個現實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