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干——中國不可戰(zhàn)勝的秘密》在美國形成了一個輿論熱點。

　　“轟炸摧毀了這個國家，但轟炸能擊垮建立這個國家的人嗎？他們擁有強大的內(nèi)心，我們看到中國是如何抗敵，時刻創(chuàng)造著奇跡。

　　這就是‘苦干’，刻苦的奮斗。中國人與生俱來的精神，深入在他們的靈魂與命運之中，永垂不朽。”

　　——摘自《苦干》解說詞

　　鏡頭一：

　　小土坡上，有一群衣著簡樸的游擊戰(zhàn)士，有的拿著大刀，試著鋒刃，有的坐在地上，將手中的步槍靠在肩頭，有說有笑地談論著什么，有的行走在鄉(xiāng)間的田野上，有的乘船航行在河道里。這是紀錄片《苦干》里一組有關廣東游擊隊的鏡頭，片子里的解說詞這樣說道：

　　———游擊隊員們穿著青布衣衫，他們難以被擊敗，因為抓住他們是件難事。他們和一般農(nóng)民、店主、學生沒有什么不同，他們就來自這些行業(yè)，衣著與他們完全一樣。在中國，像這樣的游擊隊員不計其數(shù)，他們突擊駐守的敵軍，堵塞道路，炸毀橋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襲擊日軍部隊。他們身手敏捷，出手果斷，撤退迅速，與敵人持續(xù)周旋。

　　解讀：

　　“這是關于抗日游擊隊不可多得的珍貴影像資料”。中國抗戰(zhàn)大后方研究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主任周勇介紹，“中國共產(chǎn)黨從1937年8月起，就部署在日軍占領區(qū)域及其側后方，廣泛地發(fā)動了游擊戰(zhàn)爭。”到1938年，中共在珠江三角洲地區(qū)的東莞、寶安、增

　　城、惠陽、博羅、中山，以及在潮汕地區(qū)，廣泛地建立了游擊武裝。

　　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華南各地先后成立了東江縱隊、瓊崖縱隊、珠江縱隊等抗日武裝。這些抗日武裝開展游擊戰(zhàn)爭，創(chuàng)建了東江、瓊崖等抗日根據(jù)地，多次粉碎日偽軍“掃蕩”，作戰(zhàn)2000余次，殲日偽軍1.4萬人，自身發(fā)展為2.7萬人，成為堅持華南抗戰(zhàn)的中堅力量。

　　鏡頭二：

　　1940年8月19日-20日，日軍對重慶實行慘烈大轟炸前，防空人員在高處懸掛起紅燈籠預警。人們帶著小板凳和隨身小包袱，從容不迫地找防空洞躲空襲。大街上，一位穿著藍色棉布旗袍的女士，打著太陽傘，一臉鎮(zhèn)靜地往防空洞走。一些市民秩序井然地乘坐輪渡，向南岸轉移。

　　解讀：

　　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國民政府遷往重慶，戰(zhàn)時首都重慶成為日軍轟炸的重點目標。當時重慶防空司令部規(guī)定：懸紅色球1個，表示敵機有空襲本市動向，市民應預先準備或疏散；懸紅色球2個，表示空襲警報（即敵機1小時內(nèi)將空襲），要求市民全部避入防空洞，在警報解除前不許外出。

　　“紅燈籠和紅球臺分設于市郊和市內(nèi)制高點。‘紅燈籠警報’成為戰(zhàn)時重慶的特定產(chǎn)物”，市內(nèi)如小什字的美豐銀行頂樓、純陽洞、李園、虎頭巖等處，都是懸掛之地。如今，重慶還留有“紅球壩”地名（渝中區(qū)文化宮后門附近），可見影響之深。

　　警報出現(xiàn)后，市民們有水路和陸路兩種選擇。走水路，可乘坐輪渡、木船，過長江上南山躲避；或者順流東下，到溉瀾溪等地躲避。走陸路，則只有一條沿嘉陵江西行的公路，警報一響，小轎車、客車、人力車擠在一起，人喊馬叫川流不息。有時，人們一天要跑兩三次警報。

　　老重慶人陳未云曾回憶說：“進入十八梯的防空洞后，漆黑一片，里面早已坐滿了人。憲兵拉著我向里面硬擠，踏在別人身上，兩邊的人把我推來推去，最后跌落在人堆中。一小時后出洞，陽光刺目，好一陣才適應過來。”

　　鏡頭三：

　　轟炸來臨前，人們在買水果。經(jīng)過日機的一陣狂轟濫炸后，重慶城濃煙四起，大火燃燒房子發(fā)出的“噼噼啪啪”的巨大聲響，流離失所的人們沒有呼天搶地的哀嚎，在廢墟中，人們開始尋找任何有用的東西，即使是一根針或者幾片廢金屬也不放過。

　　解讀：

　　從1939年到1941年的3年間，是重慶遭遇轟炸最嚴重的3年。從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轟炸開始，日軍對重慶的轟炸就具有無差別轟炸的性質。

　　但是，重慶人并沒有被殘暴的轟炸所嚇倒，抗戰(zhàn)意志也并沒有因此挫傷。在大轟炸期間，重慶上空時常響起防空警報，“躲警報”、“鉆防空洞”幾乎成為老百姓的生活常態(tài)。

　　當時市區(qū)的一面墻上，寫著“愈炸愈強”的標語。“自來水公司和電力公司的工人，警報沒有解除就加緊搶修水電設施；校舍廠房被炸毀了，廣大師生和工友們隨炸隨修。斷壁殘垣間，機器聲隆隆作響，讀書聲朗朗入耳。”

　　在患難中，重慶各界人士親如兄弟姊妹，當時在一些背街小巷，由于停電路黑，家家門口都點著“太平燈”（煤油燈），以方便行人。

　　飽受災難的重慶人民，還化悲痛為力量，出力唯恐我最少，捐款不讓人獨多。在1940年的全國勞軍運動中，重慶市民踴躍捐款，捐款數(shù)占全國總數(shù)的75%；在1941年中國航空建設協(xié)會發(fā)起的“一元錢獻機運動”中，重慶各界共募集到150余萬元。

　　與此同時，重慶文藝界還利用每年10月至次年5月的霧季（這一時期經(jīng)常大霧彌漫，不利日機空襲），舉行大規(guī)模的演出，史稱“霧季公演”。

　　鏡頭四：

　　在戰(zhàn)時兒童保育院，一群年齡大小不等的孩子在一起洗澡、剪頭、吃飯、睡覺，一個可愛的小男孩用一雙大眼睛，一直好奇地盯著攝影機看。

　　解讀：

　　抗日戰(zhàn)爭時期，眾多兒童流離失所，吃穿無著、處境堪憂。在這特殊的艱難環(huán)境中，1938年，中國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又稱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總會）在漢口成立，全國各地也紛紛成立了保育分會，辦起了一些保育機構，救助難童。當年的5月1日，全國首個保育院——漢口第一臨時保育院成立。

　　當時，先后有20余個保育分會及數(shù)十所保育院遍布全國大后方，其中重慶至少有12所（以當今重慶市域而論），包括保育總會直屬保育院8所，育兒、育嬰、慈幼院4所。以一般每所收容兒童500人計算，保育會總計收容兒童3萬多人。進入保育院后，孩子們所學的文化課大多與外面的小學課本相似，除語文、數(shù)學外，還有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常識。除文化學習，老師們還對孩子們進行抗日救國教育，教唱《保育院院歌》、《大刀進行曲》等。

　　1939年1月，《新華日報》記者田禾實地走訪了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四川分會第一保育院（簡稱“川一院”或“歌樂山保育院”），稱其為“三千尺上的自由天地”———孩子們自己辦了壁報、圖書館；最有趣的是會客室旁邊的小公園（即巴山公園），它完全是由孩子們開辟出來的，鋪路、筑魚池、砌草坪、建亭子，連監(jiān)工員都是孩子；小公園后面的小牧場養(yǎng)了兔子、小羊、鴨子、鴿子，每天輪流兩個同學管理。

　　據(jù)了解，從歌樂山保育院走出了不少在各行各業(yè)有突出建樹的孩子，例如中國電影剪輯“第一把剪刀”傅正義、中央樂團副團長首席小提琴楊秉遜、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版畫家伍必端、地貌專家龔國元等。

　　鏡頭五：

　　史考特騎著一匹馬從朝天門碼頭，沿著石頭梯往上走。畫面中，騎在馬背上的他既緊張又興奮。畫面解說詞這樣說道：“重慶，中國戰(zhàn)時的中心，一座修建于山丘和峭壁上的城市。據(jù)說從碼頭要走300步才能抵達重慶城，我數(shù)了數(shù)，其實是340步。”

　　解讀：

　　重慶依山而建，地勢高低不平，交通發(fā)展難度大，舊時的運輸工具有川式的滑竿、轎子、板車、獨輪車、人力車、馬車、小木船等。重慶人將人力車夫、抬轎子的滑竿師傅，及拉船的纖夫統(tǒng)稱為“棒棒”。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后，山城的街頭出現(xiàn)了許多私人小汽車，江上也開通了用于供人乘坐的過江小火輪，重慶的交通運輸較戰(zhàn)前有了較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