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部分地區(qū)出現(xiàn)地名亂改亂象 專家稱屬行政亂作為

　　“蘭陵”“蒼山”反復換、“襄陽”“襄樊”來回改，借用旅游景點名、爭打“名人故里”牌……地名是記錄歷史文化的“活化石”，而近年來，一些地方出于各種各樣的理由，造成千年古名朝令夕改，歷史古城頻遭易名。

　　近日民政部有關負責人在全國地名文化建設研討會上表示，慎重更名，地名要“記得住鄉(xiāng)愁”。參會專家指出，重視地名文化就是重視國家與民族歷史，“任性改名”改丟的不僅是“鄉(xiāng)愁”，更是整個民族的記憶。

　　千年地名朝令夕改

　　不僅是客觀符號，地名更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名片和精神生態(tài)所指。目前，我國約有千年古縣800多個、古鎮(zhèn)1000多個、古村落10萬多個，百年以上地名不計其數。

　　然而近些年，一些地方出于各種目的，頻改地名，甚至有些貌似方便、洋氣的新地名、怪地名出世，部分蘊含人文韻味、精神圖騰的老地名被擠下了歷史舞臺。

　　借名牌效應開發(fā)旅游

　　●借中國首個國家森林公園之名，1994年湖南大庸市更名為張家界市。

　　●為靠向英國作家詹姆斯·希爾頓筆下永恒寧靜之地“香格里拉”，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中甸縣2002年更名為香格里拉縣，2015年又“晉級”香格里拉市。

　　名人、名企、典故也成為被“攀附”的對象。一些地方人士為本地積極動議：擬將貴州仁懷市改為“茅臺市”，將河南鹿邑縣改為“老子縣”，將貴州水城縣改為“夜郎市”。還有多地雖未改名，卻爭打“名人故里”品牌：曹操故里、墨子故里、徐福故里……甚至“西門慶故里”都被列入爭搶名錄。

　　借行政區(qū)域規(guī)劃變更“復名”

　　在部分轄區(qū)調整中，地名不斷變更，而一些曾被改名的地區(qū)也借機“復名”。

　　●1950年起云南思茅地區(qū)先后經歷了寧洱、普洱、思茅多個名稱，2007年又更名為普洱市。

　　●神農后裔封王處、“扼四方之襟要”的古城陜州，因黃河水利樞紐工程被改稱三門峽市。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湖北襄陽鎮(zhèn)1950年與樊城鎮(zhèn)合并后改名襄樊市，2010年又改回襄陽市，實現(xiàn)文化回歸。

　　●屈原寓意“圣地”的名邑“蘭陵”、關羽大意失掉的古郡“荊州”，也先后經歷了“蒼山”“荊沙”等往復更改，終得以重拾舊名。

　　為討吉利“祈福避邪”

　　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yè)委員會主任、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在《更改地名之憂》一文寫到，有人以江蘇省駱馬湖諧音“落馬”為由，要求改成“上馬湖”。

　　不可否認，一些地名改后為當地帶來紅利。以張家界市為例，改名后該市知名度一路飆升。但復制“張家界模式”帶來的不一定是成功，“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朱熹故里、徽商發(fā)祥地、明清社會文化縮影的水墨徽州，卻在1987年被撤銷，變成地級市黃山市。

　　針對部分地區(qū)出現(xiàn)的“大洋古怪重”等地名亂象，民政部副部長宮蒲光在會上指出，需深入開展整治，做好“鄉(xiāng)愁”這篇地名文化建設文章。

　　專家指出，由千百年歷史積淀形成的地名，不應以沉睡的姿態(tài)淹沒于典籍，而應“活著”承載民族記憶。功利主義的短視目光，改掉的不僅是一座城市的歷史積淀，更丟失了一個時代的記憶。

　　茅臺市

　　老子縣

　　夜郎市

　　西門慶

　　故里

　　亂改名亦屬“亂作為”

　　觀點

　　中南大學教授、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在會上表示，“地名文化”包括語詞文化和實體文化，記錄了人類社會發(fā)展歷程及民族的變遷、融合，是重要的國家歷史與民族文化遺產。

　　中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促進會會長劉保全指出，社會對地名缺乏認知，保護意識淡薄，我國對古老地名隨意更改或廢止等問題時有發(fā)生。

　　“這是非?？膳碌男姓y作為。”胡彬彬指出，有些城市管理者權力大、職位高，打著科學管理的旗號改名。“地名和民族、歷史、國家等文化血肉相連，不能隨意去改。”

　　也有專家指出，部分地方政府希望從改名中找到地方經濟發(fā)展的動力和契機，為己增添一時政績。

　　除了增加政績，改地名還能“拉動內需”。葛劍雄指出，改一個地名需新刻公章，制作新招牌和標志，印新文件袋、信箋信封、辦公材料，或許還能增加就業(yè)崗位，甚至養(yǎng)肥承包商。“這與勞民傷財何異！”

　　專家表示，“任性”改地名實則反映了浮躁之風下的畸形政績觀。有些地名更改是出于歷史原因，有些則因權力使用未被有效約束，僅將經濟利益作為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對地名、百姓缺乏足夠尊重和敬畏。

　　民政部：應慎重更名

　　聲音

　　著名作家馮驥才曾表示，城市是有生命的，地名便是這歷史命運的容器。2007年第九屆聯(lián)合國地名標準化大會上，地名被正式確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重視地名文化，也就是在重視我們的國家與民族歷史。”胡彬彬說。

　　地名承載了大量個體記憶與情感，并非嘩眾取寵的工具。任性一丟后，即使民俗風情能追溯重拾，文化靈魂卻難以復原。鄉(xiāng)愁何處尋？網友感慨“地名任性一改，我已認不出家鄉(xiāng)”。

　　我國1986年就頒布了《地名管理條例》，要求地名管理應從歷史和現(xiàn)狀出發(fā)，“可改可不改的和當地群眾不同意改的地名，不要更改”。其后民政部又出臺《關于加強地名文化建設的意見》《全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實施方案》等政策措施。然而有專家指出，我國目前對地名命名和更改仍缺乏系統(tǒng)、強有力的保護制度和規(guī)范。

　　“要把保護地名文化納入國家國土安全重大國策。”胡彬彬表示，有關部門應出臺相關法律法規(guī)。“地方各級宜建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機構，對地名資源進行普查。”

　　民政部副部長宮蒲光在全國地名文化建設研討會上表示，地名文化遺產要得到分類、分級、分層保護，堅持“地名要保持相對穩(wěn)定”原則，慎重更名。

　　專家指出，要建立地名更改標準，申報核準前邀請專家論證，保證新地名有文化含量。此外需建立中國地名文化國家數據庫，提高地名文化保護水平。

　　■數說

　　徽州、陜州等地名的消失，只是中國多座古城易名的縮影。

　　2014年全國第二次地名普查會議發(fā)布數據顯示，1986年以來，我國約6萬個鄉(xiāng)鎮(zhèn)名稱、40多萬個建制村名被棄。

　　“改名”并不專屬城鎮(zhèn)村落，一些老街區(qū)名也在快速消失。2013年民政部發(fā)布資料顯示，1980年至2003年北京舊城改造中，胡同地名消失近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