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業文化精神與當代童年形象塑造》一文中，我曾論及當代商業與開放的市場經濟文化對于兒童文學藝術變革與出版盛興的內外促進作用。很顯然，這一持續演進的童書商業文化無疑極大地推進了當代兒童文學的創作與出版進程。今天，這一進程的復雜性也許是更值得我們思考。應該看到，上述現實既促進了當代兒童文學創作的空前發展，同時，商業時代童書所特有的童年藝術問題，尤其是它內在的童年精神問題，也已日益尖銳地呈現在人們面前。我以為，該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超出了傳統兒童文學藝術理論的覆蓋范圍，而辨清和識別這一童年精神的方向，對于當代兒童文學的未來發展，已經成為一項迫切的藝術任務。

　　兒童文學中的童年主體意識

　　商業童書時代施加于兒童文學藝術發展的積極影響之一，是對童年主體意識的空前肯定與張揚。在開放的童書市場格局下，兒童文學作家從未像今天這樣普遍地將書寫和表現兒童自己真實的愿望、情感和思想等，作為其兒童文學寫作的基本出發點。

　　這一現實帶來了兒童文學作品中童年主體意識的明顯加強。它鮮明地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童年游戲和娛樂生活在兒童文學的書寫題材中日益占據要位。在許多當代兒童文學作品中，純粹的游戲和娛樂元素被堂而皇之地放到了兒童文學藝術表現的重要層面。這類寫作空前突出了原本被認為“不務正業”的“玩”的沖動作為童年天性和權利的合法地位。通過轉向周作人曾強調過的“無意思之意思”的兒童文學藝術觀念，它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于過去很長時間里兒童文學重教育而輕娛樂的藝術傳統的反撥。更重要的是，它所傳遞出的對于兒童主體身份和地位的充分認可與尊重，意味著當代兒童文學創作真正走向了一種“為兒童”的藝術。

　　第二，充滿自我存在感和實踐能力的兒童在兒童文學的主要形象譜系中日益得到突顯。如果說傳統的兒童文學更多地強調將兒童培育成符合校園和社會規范的“好孩子”“乖孩子”，那么在今天，“淘氣包”“壞小子”“搞笑鬼”“搗蛋鬼”“淘氣大王”等調皮逾矩的頑童類形象則越來越受到兒童文學作家和讀者的青睞，前者是努力使自己向成人的標準靠攏，后者則更多地張揚著兒童自我的存在感以及獨立的生命意識。這些孩子都有著充沛的自主實踐能力，它有時表現為強大的破壞力，有時則表現為同樣強大的創造力，正是創造力向人們昭示著表面的破壞力的意義和價值。當然，當下兒童文學的主角并不盡是頑童，但從他們身上透出的鮮明的自我意識和積極的實踐能力來看，他們無疑屬于同一種童年精神譜系。

　　第三，成人與兒童之間的傳統權力關系在兒童文學的角色關系格局中開始發生變化。在當代兒童文學中，過去主要由成人主宰的權力關系天平開始向著兒童一方增加砝碼，很多時候，在與成人的生活博弈中，兒童非但不見遜色，甚至表現出比成人更勝一籌的能力。于是，這些兒童主人公們不再隨便接受來自成人世界的控制，而是逐漸學會了把握自己的生活。通過對兒童權力意識和權力現實的強調，當代兒童文學表達的是兒童主體在現世生活中真實的權力訴求。

　　在當代兒童文學作品中得到書寫和建構的上述童年主體意識，是兒童文學為當代童年文化建構做出的一項獨特而重要的藝術貢獻；但它同時也帶來了當前兒童文學創作的一個獨特、重大的藝術問題。

　　童年主體意識并非“偽”童年本位

　　當代兒童文學對于兒童主體性的熱情張揚，受到了來自兒童讀者的同樣熱情的接納。人們似乎感到，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努力，兒童文學終于成為了一種真正以童年為本位的文學。然而，正是在這一童年本位的藝術旗幟之下，我們看到了大量借童年本位的名義行“偽”童年本位之實的作品。這類作品的傳播乃至暢銷，不但在某種程度上誤導了當前兒童文學的市場風氣，也損害著當代兒童文學的審美精神，阻礙著當代兒童文學的藝術發展。更進一步，它還在不知不覺中對當代兒童讀者施加著不易察覺的消極精神影響。

　　這一“偽”童年本位性的主要表現，是將兒童文學的童年主體意識等同于童年唯我意識，將兒童文學的兒童中心等同于兒童自我中心。

　　所謂“偽”童年本位的兒童文學作品，表面上格外突出對童年游戲和娛樂生活的表現，對童年存在感與實踐力的肯定，以及對兒童相對于成人的生活權力的張揚，但所有這些卻是在一種狹隘、油滑、自我中心的童年姿態中得到表達的。比如，一些兒童小說為了突出兒童主角的權力位置以及渲染故事的娛樂效果，竭力表現他們對成人的有意冷嘲熱諷或嬉耍捉弄。這種描寫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突出了兒童本身的主體地位，但在審美精神的層面并沒有實現任何提升。

　　這并不意味著兒童文學中的兒童主角只能回歸正統。相反，一批優秀的當代兒童文學作品，正是以它們成功塑造的“越界”兒童形象，對兒童文學的美學革新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有一點，無論其語言、行為和性格如何越過傳統兒童觀念的邊界，這些孩子身上始終不曾失卻童年的真誠、單純與善良。在他們的搖搖晃晃、吊兒郎當的表面姿態之下，是對生活的熱愛與思考。

　　從作為主體的兒童到作為理想主體的兒童

　　如前所述，當代兒童文學在其關于童年自身的歡樂、能力以及權力的書寫中傳遞出了一種明確的兒童主體意識。這是當代兒童文學創作在童年觀、童年精神表達上的重要進步。我們知道，哲學意義上的“主體”一詞，強調的乃是人的相對于客體的主動認識和實踐能力，而當代兒童文學創作中對于作為主體的兒童的重視及其文學表現，無疑正是對當代兒童自身認識能力、實踐能力的一次充分的文學肯定和鼓勵。在這里，兒童文學對于兒童認識能力的表現，即通過作品的描繪來呈現當代兒童看到的世界，來書寫他們對于這個世界的體驗、理解和愿望；對于兒童實踐能力的表現，則是通過作品的敘述來呈現他們對于當代生活的參與和介入，來講述他們以童年的方式和力量改變、塑造這個世界的故事和努力。這樣的寫作讓我們看到，兒童既有著了解世界、參與生活的熱切愿望，也有著認識世界、塑造生活的強大能力。通過在兒童文學作品中書寫、表現這樣的愿望和能力，能夠促使人們更完整、深入地認識當代兒童的精神世界及其行動能力，也能夠促使兒童在現實生活中進一步發揮和發展這一主體意識和主體能力。這無疑正是兒童文學理當承擔的文化職責。

　　但是，塑造和表現這一作為主體的兒童，還遠不是當代兒童文學藝術抱負的終點。對于兒童文學這一以兒童為接受對象的特殊文類來說，僅僅認識到兒童擁有自己獨特、獨立的認識能力和實踐能力，還遠遠不夠，它還有責任通過對這一認識和實踐能力的最佳狀態的思考、想象和書寫，向它的兒童讀者展示他們作為主體的自我發展與實現可能。這意味著，當代兒童文學所關注和致力于表現的兒童主體，一方面是對于現實生活中的兒童主體姿態的一種反映和表達，另一方面，也是對于未來生活中的兒童主體理想的一種想象和表現。因此，在兒童的游戲中，兒童文學還要寫出這游戲內在的審美精神；在兒童的行動中，兒童文學還要寫出這行動潛在的生命態度；在兒童的權力中，兒童文學也還要寫出這權力真正的文化價值。而要做到這些，兒童文學對于兒童主體的思考和表現就必須超越狹隘的兒童自我中心和童年唯我意識。

　　作為兒童世界的守護者、引領者，作為兒童成長的文學陪伴者，兒童文學寫作者們還有責任通過作品為兒童讀者提供有關他們自我發展的理想圖景。這理想不只來自兒童自己的愿望，也來自成人作家以其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深入的人生思考所得出的關于童年可能性的洞見。我以為，對于當代兒童文學的藝術發展而言，后者正是它所缺乏和亟須的。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兒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