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立報》1936年3月28日報道《四庫全書珍本贈蘇聯》。

　　1936年3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向蘇聯列寧圖書館贈送了一套“四庫全書珍本”，蘇聯成為第一個接受中國政府贈送四庫全書珍本的國家。

　　聯系當時的國內外時局來看，不難揣測，率先向蘇聯贈送四庫全書珍本，應當是“文化外交”上的示好之舉。

　　這一部在國內各種爭議之下，艱難誕生的“大書”，也因之具有了別樣的、非同尋常的外交使命；而如今再來看這部“大書”，其歷史價值也因這次向蘇聯贈書之史事，更平添了幾分厚重。

　　1936年3月28日，上海《立報》刊出一則簡訊，題為“四庫全書珍本贈蘇聯”：

　　四庫全書珍本贈蘇聯

　　廿六日行授贈禮

　　【莫斯科二十七日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以四庫全書翻印珍本贈送蘇聯對外文化交誼會，轉送蘇聯列寧圖書館，于三月廿六日行授受禮。中國方面由中國駐蘇大使館參事吳南如代表，蘇聯方面為外委會東方新聞兩司司長及列寧圖書館副館長等。【按：四庫全書為清乾隆間征書編纂而成的大叢書，共三萬六千余冊。分鈔(抄)七部建閣專藏，文淵閣在文華殿，文溯閣在奉天行宮，文津閣在熱河避暑山莊，文源閣在圓明園，文宗閣在鎮江金山寺，文匯閣在揚州大觀堂，文瀾閣在杭州西湖孤山。其后文源閣毀于英法聯軍；文宗、文匯毀于太平軍役；文瀾亦半毀，后經丁丙十申兩兄弟積數十年工夫，補鈔完全，現存浙（江）省立圖書館；文溯存書，于九一八后，為日軍搬去；文津現存國立北平圖書館；文淵存書屬故宮博物院，現在上海庫內。翻印本為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先印最少見的書籍二千冊，名為珍本，以所印十分之一的部數給教育部作為版稅，備政府分贈友邦及頒發給各學術機關。】

　　同一天的北平《世界日報》也刊載“我國贈蘇四庫全書珍本，已于前日交蘇聯圖書館”簡訊一則，也是轉發“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七日電”。

　　眾所周知，四庫全書為中國國寶，怎么會將其“珍本”送贈蘇聯呢？

　　商務印書館翻印本

　　細讀消息的原文，我們就會發現，報道中所謂“珍本”，實際上是指商務印書館翻印本。該翻印本是將四庫全書原本影印，且只挑選其中“最少見的書籍二千冊”，故曰“珍本”。此外，這則報道還向都市民眾“科普”了四庫全書現狀，曾經的七部原在何處，如今又保存得如何等等。在“科普”了之后，民眾們可以得知，四庫全書傳世七部，當時還在中國人自己手里的，只有兩部半了。而這兩部半中，能在上海看到的，也即商務印書館能在上海影印的，只有一部文淵閣四庫全書。顯然，在經歷近一個世紀的兵焚劫掠之后，從晚清的英法聯軍入侵到眼前的日軍入侵，四庫全書歷諸次劫難而僅存兩部半，更顯珍貴。此次送贈蘇聯的“珍本”雖是影印本，但作為“國禮”，中國人的鄭重其事，也是可想而知的。

　　兩天后，追蹤報道接踵而至。1936年4月1日，上海《立報》采訪商務印書館負責人，刊出訪談內容，其中約略提到了影印四庫全書“珍本”的一些前因后果，不妨細讀。轉錄原文如下：

　　商務書館負責人談

　　贈送蘇聯政府的四庫全書珍本

　　共印千五百部

　　現已完全印竣

　　每部實價八百元

　　【本報特寫】三月廿八日本報載：三月廿六日中國政府在莫斯科，以“四庫全書翻印珍本”贈送“蘇聯對外文化交誼會”，轉送“蘇聯列寧圖書館”。

　　在國際文化溝通的史料上，這一次“四庫全書珍本”的授贈，的確是值得注意的。當時的記者為此事特地去訪問承印四庫全書珍本的商務印書館的負責人員，據說：“現在印的四庫全書珍本，是‘文淵閣’的藏書，所印的，統統都是手鈔的珍本，對于外面已經有的刻本，一律都不付印。”“這一次承印的總數，一共是一千五百部，由廿二年（1933年）六月付印，到去年七月底完全印竣；當時便抽出一百五十部送給教育部，這一次政府送給蘇聯列寧圖書館的，就是這種本子。”“但是現在銷數并不好，到現在為止，一共才銷去一千部樣子，現在還存下有三百幾十部。”

　　昂貴的“國禮”書

　　“商務”影印四庫全書珍本的緣起里對于這次影印文淵閣的四庫全書說得很詳細：“……二十二年，熱河告警，北平震動，文淵全書既隨古物南移，于是教育部復有選印四庫珍本……之議。”“六月十七日教育部委托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規定將文淵閣四庫未刊珍本縮成十六開本，限用江南毛邊紙，印成一千五百部……。”當時預約價目，每部約五六百元，現在每一部的價錢是八百元。

　　這篇訪談，給出了關于四庫全書珍本的一些基本數據。如1933年6月開印，1935年7月印成，歷時整整兩年。又如總印數1500部，送150部給教育部，剛好占到總印數的十分之一；1500部扣除送教育部的150部，實際用于銷售的只有1350部。又如預約價500-600元，現購則需800元。還談到該書銷量不佳的問題，如今看起來，用于銷售印量的1350部已售出1000部，業績還是不錯的。畢竟，其售價800元，在當時并不是一個小數目，已是頗為昂貴的價格了。

　　售價800元，昂貴到什么程度？須知，這800元即是以800銀圓（法幣未貶值前，法幣與銀圓1∶1等值兌換）計價，而不是以抗戰結束后瘋狂擴發的、已巨幅貶值的法幣來計價的。于普通民眾而言，800銀圓已是一個相當可觀的經濟概念，可觀到什么程度？幾乎可以在北平買下一座四合院！姑且以魯迅（1881－1936）在北平的一次置業為例，做一番比較研究。據魯迅日記載，1924年5月，魯迅在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瞧中一處四合院(現北京魯迅博物館)，花800銀圓買了下來。這座四合院有3間南房，3間正房，東西各一間小廂房，正房后面還有一口井、幾棵樹、一片小花園。由此看來，當年四庫全書珍本的售價，幾乎等同于一座北平四合院的價格。其價格可謂昂貴，卻也正合“珍本”之檔次。

　　事實上，四庫全書珍本之珍貴，還不完全歸功于其影印底本之珍罕，也不完全體現于其售價之昂貴，更在于它印制歷程的非同尋常、得來不易。眾所周知，文淵閣四庫全書，原在北平故宮，歸故宮博物院管轄，只因抗戰軍興，古物南遷，才暫時搬運至上海的。總部本就在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工作，也因此得以開展。

　　影印曾“事因中止”

　　而在此之前，早在1924年，商務印書館就已呈請政府，請求借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直到1933年才獲準開印，歷時近10年。在這10年時間里，深藏故宮文淵閣里的四庫全書原本，到底能不能運至上海實施影印，從政府內部到社會各界，都爭議極大，商務印書館一次次被推到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

　　據1935年商務印書館向預約訂戶發布的《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緣起》所載，在1924年當年，商務印書館的呈請已獲政府批準，且館方已派人至北平點收文淵閣四庫全書原本。但點裝至三分之一時，“忽奉公府秘書處公函，阻止裝運，事因中止”。次年，1925年，“政府明令改將文津閣全書點交敝館影印，教育部與敝館簽訂合同。全書裝點完畢，正擬請撥專車起運，適戰事發生，交通阻滯。延至十五年秋，敝館呈請照約起運，事又中變，簽約無效。”看來，由于事關重大，當局內部因之舉棋不定、猶豫不決，影印四庫全書之事橫生枝節，始終難以實施。

　　事隔首次簽約近10年之后，1933年4月，商務印書館再次呈請國民政府，終于獲準另行訂立合同，即刻實施。最終，1935年7月，影印四庫全書的工作告一段落，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終于印畢。又據1926年8月13日，北平《世界日報》所刊載“教部查此次訂印四庫本旨……擬分贈友邦，藉以發揚國光。故特種三十部之訂印，尤為需要”云云，說明除卻商務印書館印制的通行版本之外，“分贈友邦”的特別版本還另行印制有30部——這是專門用于外交贈送的“國禮”書。

　　那么，教育部當局在收到商務印書館印畢送來的這30部“國禮”書之后，又究竟贈予了哪些外國友邦呢？

　　經筆者多方查證，至今所能確知的，當時中國政府將此書贈送的國家，卻似乎只有蘇聯。事實上，至1936年3月28日，當上海、北京的報紙都刊發了四庫全書珍本贈送蘇聯的新聞之后，就再未見有中國政府向外國贈送四庫全書珍本的相關報道。或許，尚有向其他國家贈送之舉，但因種種原因未能見諸報端罷。但毋庸置疑的是，蘇聯乃是第一個接受中國政府贈送四庫全書珍本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