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9日，北京市東城法院審理一起案件休庭后，合議庭成員在討議案件，人民陪審員先發言。東城法院/供圖

　　推動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深化改革只是一個支點，更深遠的意義是借由一個獨立的人民陪審員加入到審判格局中，成為撬動中國法治建設的杠桿。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施鵬鵬

　　上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最高法在北京、江蘇等10個省市，各選5個法院開展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工作。隨后亮相的《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方案》中，諸如“選任條件放寬學歷”“選任程序擬實行隨機抽選機制”“擴大人民陪審員參審范圍”等新規引發外界強烈關注。

　　關于人民陪審員在審判結構中的地位，歷來存在爭議，是審判力量的補充，抑或是司法民主的體現，兩種或多種路線有時并行、有時碰撞，使得這一制度時存時廢、左右搖擺。類似“陪而不審”“應付差事”“淪為擺設”等質疑也時常見諸媒體。那么，本輪改革將從哪些問題入手，可能帶來哪些變化，未來人民陪審員制度將走向何方等問題都值得關注。

　　4月28日，就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最高法開展人民陪審員改革試點后的第4天，最高法聯合司法部召開了一場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工作部署動員會，并邀請東城法院等四家法院上臺，給兄弟單位介紹經驗。

　　然而，這場為期一天半的內部會議，卻爭得“熱火朝天”。

　　會務由最高法司改辦牽頭，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衛東、清華大學教授何海波、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施鵬鵬三位專家，各帶一個小組，與被納入本輪試點的法院一把手、相關負責人交流，共同商討試點方案的實施細則，但直至會議結束也沒定稿。與會者透露，爭議焦點主要集中在遴選辦法、陪審范圍、職權構造、財政支持等問題上。

　　試點

　　陪審員分類視案件隨機抽取

　　年滿23周歲、大專文化、經推薦或本人申請、審理社會影響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這些現在為人們熟知的條款都出自于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下簡稱《決定》)。

　　陪審在我國，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借鑒了蘇聯和大陸法系國家陪審員制度的基礎上，作為司法民主的一種形式，“革命根據地”開始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由群眾團體選舉、機關部隊推選或者法院臨時聘請。新中國成立后，這項制度通過憲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予以保留，“文革”期間被廢止，后開始重新建立，幾次修法對陪審制度都在調整，直到2004年8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上述《決定》，成為人民陪審員制度發展歷史上的第一部單行法律，一直沿用至今。

　　張人七，家住南二環邊的永定門橋，是地地道道的皇城根下北京人，一口京腔京味抑揚頓挫。1991年，時年40歲的他，在原崇文區一家飲食單位(后并入便宜坊集團)上班，剛剛讀完夜大，法律專業畢業。

　　1993年，張人七經單位推薦、人大任命，成為當時崇文區法院的一名人民陪審員。從永定門橋，到東城法院南區(過去的崇文法院)，騎自行車10多分鐘，張人七走了22年。

　　除補充審判力量外，相比于慣用法律概念裁剪現實生活的職業法官而言，人民陪審員來自人民的獨特視角，也被認為體現了“民意”。張人七津津樂道的一個案例是，他和另外一名陪審員說服法官對一起故意傷害案被告人從輕處罰，該人與賣菜的發生口角致對方輕傷，羈押了一段時間后，臨開庭時快要過節了，兩名陪審員力主在法定期限內從輕判罰，讓被告人回家過節。

　　然而另一方面，這種平民化的視角歷來也頗受一些精英人士的腹誹。有學者透露，在《決定》起草時，有人提過陪審員應當“有一定的法律知識或者其他專業知識”，但考慮到可能減損代表性等原因最終被刪除。

　　一個折中的做法是，法律培訓。一家北京基層法院的做法是，每年集中培訓一次，一次三天，將該院百余名陪審員統一拉到郊外的國家法官學院基地，學習法官職業道德、審判紀律、司法禮儀、法律基礎知識、基本訴訟規則到采信證據、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的一般規則等。

　　凡此種種，加上備受詬病的“陪而不審、審而不議”、“駐庭陪審”等，從2013年開始最高法就醞釀了一次試點，為這次大踏步改革探路，主要內容包括擴大陪審員選任范圍、落實隨機抽取原則、完善陪審員參審機制等。

　　張人七所在東城法院就是其中之一，該院在上一輪試點中提出的亮點是“深度參審”。據東城法院陪審工作管理人員趙燕介紹，為了均衡參審，杜絕“駐庭陪審”現象，181名陪審員被貼上了不同標簽，一般案件從全體陪審員中隨機抽取，遇到知識產權、醫療事故、金融保險、勞動關系、未成年人保護等專業案件，注重從專家型陪審員中隨機抽取；遇到社會關注度較高、影響較大的案件，注重從具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身份的陪審員中隨機抽取。

　　“坐在我右側的是人民陪審員，是從我院全體人民陪審員名冊中隨機抽取產生的，依法參與全部審判過程……”比如今年2月5日，備受矚目的人藝演員金漢路遇搶劫見義勇為被扎案在東城法院開庭，與一般的刑事案件開庭不同，審判長在介紹完合議庭組成人員和書記員后，專門向被告人就人民陪審員參加案件審理的情況進行了說明。等開完庭合議案件時，根據東城法院深度參審規定，也是陪審員最先發表意見。

　　經過兩年多試點，從2013年1月到今年4月，東城法院人民陪審員共參審案件10982件，人均參審35件，95%的陪審員參審案件數超過了8件，杜絕了“零陪審”現象。在最高法、司法部召開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工作部署動員會上，東城法院在大會上介紹經驗。

　　爭論

　　增加陪審員法院“工作量太大”

　　如何遴選陪審員，是本次試點新拋出的問題。據最高法司改辦相關人士透露，過去的陪審員往往是單位推薦，經人大任命后到所在轄區法院去陪審，很多一陪就是好幾個任期，“駐庭”現象嚴重，而在一個熟人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難免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擾。

　　于是回歸司法民主，讓一個地區的選民或者常住居民都有機會到法庭，審理該地區的案件，成為了設計初衷。按照最高法的試點方案，把學歷門檻降至高中，像一些國家那樣只要有基本聽說讀寫能力即可納入大陪審團，把更多人選進來，以保證陪審的多樣性以及輪替的可能。同時，將年齡提升到28歲，保證陪審員有更多的社會經驗和人生閱歷。滿足這些條件后，由法院會同同級司法行政機關，每五年按照當地法官員額的3-5倍，從符合條件的當地選民(或常住居民)中隨機抽取，以杜絕“駐庭”現象。

　　對此，一位與會的基層法院一把手感嘆，過去該院陪審員近200人，未來可能要800人，單是最基本的任前培訓就得分幾輪。此外，隨機抽取還涉及戶籍部門，總之工作量太大，有人提出背離了法院居中審判的本職，應該交給司法局或一個常設機構。這種擔憂得到了陳衛東當場支持，他的原話是法院要超脫。

　　此外，最高法試點方案的另一個亮點是，涉及群體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人民群眾廣泛關注或者其他社會影響較大的，可能判處10年以上，原則上都要人民陪審制審理。但是，有法律界人士擔心，且不說像“大老虎”這種特殊案件，單是涉及人身刑事的案件就責任重大，尤其是判處10年以上的案子，交給陪審員能行嗎？這其實又回到了平民理性VS專業理性的老路上。

　　還有與會者提出來，刑法規定判處10年以上的很多是惡性暴力犯，在偏遠地區的熟人社會里，法官的執業保障都沒有，陪審員能扛得住壓力嗎？即便選了出來，不愿意來陪審怎么辦？能強制嗎？陪審是義務還是權利？

　　愿景

　　借陪審制改革撬動法治建設

　　種種疑慮，在積極推動此番改革的學者以及頂層設計者眼中，只是技術問題。從4月26日起，《人民法院報》推出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系列談，每天一篇，除學者外，最高法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胡夏冰也親自撰文，稱陪審員的作用集中表現在他能夠將普通民眾的日常觀念反映到司法裁判過程中來，防止法官因職業視角的局限而作出傷害國民情感的司法裁判。

　　事實上，為了防止人民陪審員做出不當裁決，四中全會提出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時，一個核心內容就是逐步實行人民陪審員不再審理法律適用問題，只參與審理事實認定問題，而這一次試點方案也有上述內容。

　　過去幾十年來我國的司法實踐是，人民陪審員除了不能擔任審判長外，在一個案件中其地位與一個職業法官并無二致，在審理案件時既參與事實認定，也參與法律適用，在合議庭內表決案件時與法官享有一樣的權重。而未來“事實認定發揮司法民主，法律適用交給法官”，陳衛東教授認為，既能發揮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特點，讓人民陪審員根據自己的專業更好地發揮對事實認定的補充功能，同時又避免他們對自己不熟悉的法律問題做出誤判。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借鑒了英美法系大陪審團的設計。

　　施鵬鵬和一些改革擁護者認為，推動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深化改革只是一個支點，更深遠的意義是借由一個獨立的人民陪審員加入到審判格局中，成為撬動中國法治建設的杠桿，比如最簡單的一條，人民陪審員可以不聽法院領導的，也不必在乎檢察院的三分薄面。

　　“發揮余熱是我們個人意愿，但也不能把別人的機會把持了。”做了22年陪審員，張人七稱已做好徹底退休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