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南昌５月５日電題：收紅包“丟掉”廳官帽子 警惕多少“小惡”釀成“大腐”！

　　新華社記者胡錦武　袁慧晶

　　近日，江西省國土資源廳黨組成員、副廳長陳祥云因收受２萬元“紅包”被免職。江西省紀委要求全省各級干部、公職人員引以為戒。據介紹，自２０１３年９月開展“紅包”問題專項治理工作以來，江西全省已查處違規收送“紅包”問題１１２個，處理１４９人，先后免職３３人。

　　近年來，全國各地頻頻曝出腐敗官員落馬后的紅包問題。２萬元的紅包，和這些落馬高官的巨額貪腐相比，看似并不嚴重。古人云：“勿以惡小而為之。”專家指出，令人關注的不只是紅包的分量有多重，而是背后官員黨紀國法的意識淡薄，權力觀的任性和肆意。重典正風氣，必須攔截并斬斷 “惡小”之芽，才能防范釀成“大腐”。

　　“小紅包”頻頻引爆官場“炸藥包”

　　紅包是我國社會人情往來中常見的現象，但在官場上卻異化成為干部腐敗墮落的“炸藥包”。４月２７日，江西省紀委通報了省國土資源廳黨組成員、副廳長陳祥云頂風違紀收受“紅包”問題。

　　經查，２０１４年春節期間陳祥云收受某私營企業主“紅包”２萬元。２０１４年１０月，陳祥云得知有關人員被查后，將收受的２萬元現金上交到省廉政賬戶。經江西省委常委會研究決定，按照組織程序，免去陳祥云江西省國土資源廳黨組成員、副廳長職務。

　　類似通報在全國各地屢有披露。據廣東省紀委通報，今年一季度該省查處收受紅包禮金的廳級領導干部１６人，個別案件七八名廳級領導同時涉案。

　　河南省紀委４月３０日通報，去年３月潢川縣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董國慶借操辦女兒婚事之機，違規收受親屬以外人員紅包禮金１１４００元；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年春節期間，違規收受紅包禮金５０００元。

　　“不少領導干部低估了紅包的危害性和嚴重性，最后倒在小小的紅包上。”江西省犯罪學會副秘書長顏三忠說，很多人認為紅包是禮尚往來的正常行為。事實上，這種“溫情公關”更容易讓收受者松懈麻痹，最后在“溫水煮青蛙”中成為腐敗分子。

　　“紅包文化”孳生“腐敗暗瘡”

　　近年來，無論是“落網的蒼蠅”，還是“入籠的老虎”，其背后總能看到紅包的影子。某種程度上，紅包成為誘發一些黨員干部腐敗墮落的“膿包”。

　　記者梳理一些腐敗案件發現，官場收紅包主要有三大做法：

　　－－以人情往來為借口的“意思意思”。按照刑法規定，受賄金額超過5000元可構成定罪。顏三忠指出，官員收受紅包，如無直接指向利用職務便利的證據，多按照黨紀進行處分。

　　一些官員因此認為，紅包收的都是小錢，不會“犯事”。佛山市中院行政庭原庭長謝少清為了把握好分寸，專門設定紅包金額底限：每次收受紅包數額控制在5000元以內，超過數額的要退回一些。

　　專家指出，對官員“意思”的背后本質上是權錢交易，不能因為收受紅包數目小就能“網開一面”，只要存在違規收受紅包的行為，都應該受到相應的懲罰。

　　－－以逢年過節為幌子的感情投資。受“紅包文化”的影響，一些地方的官場風氣被惡化，甚至上行下效，腐敗蔓延，窩串案頻發。

　　萍鄉市是江西腐敗的“重災區”。經紀檢機關查實，相繼落馬的原常務副市長孫家群、市政協主席晏德文和市委秘書長張學民在每年春節、端午、中秋等節日，分別收受單位和個人紅包就達六七十萬元之多。

　　－－以提拔升遷等為目標的權錢交易。

　　廣東省紀委去年底通報一起競相收送紅包禮金典型案件，涉及韶關樂昌市班子成員27人、鄉科級干部45人，紅包禮金達450多萬元。據了解，此案是在樂昌原市委書記李維員直接帶動影響下發生。李曾暗示多名干部努力升官，紅包則是買官“利器”。目前，李已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其涉嫌犯罪問題已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紅包的隱蔽性，對公權力產生巨大的腐蝕性和破壞性。顏三忠指出，送紅包者的最終目的還是獲得權力庇護和回報，是行賄受賄。

　　值得警惕的是，五一前后朋友圈的“紅包游戲”活躍。專家指出，以“紅包游戲”為“隱身衣”的禮金禮卡作為一種新型的利益傳輸方式，存在發現難、認定難、取證難等問題，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對這類隱形利益輸送決不能姑息。

　　剎住紅包歪風還需標本兼治

　　中央嚴令之下，仍有人頂風而為，發人深思。專家指出，需有更具針對性的制度設置和追究機制，來進一步提升對官員收送紅包行為的約束力與震懾力。

　　去年３月起，江西“紅包”問題進入常態化治理。江西省紀委強調，對于違反規定接受紅包且不主動上交的黨員干部，一經查實，不論數額多少，有職務的，按照組織程序一律先免職，再依據有關黨紀政紀規定給予相應的處分；沒有職務的，依據有關黨紀政紀規定給予相應處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多地也開展類似的治理。山西省財政廳今年設立省本級“禮金紅包上交專戶”和“貴重物品上交專庫”，并向社會公布。“專戶賬號”和“專庫代號”均為３５５８１，取諧音“送我我不要”之意。杭州市紀委明確收受微信紅包也屬變相受賄，將視事實的性質和情節，追究相應的黨政紀責任。廣東省去年對紅包問題開展專項治理后，各級廉政賬戶共收繳紅包禮金６５００多萬元。

　　南昌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廖曉明指出，紅包專項治理工作很有必要，目前對干部的免職等處理還停留在“治標”的階段，治理工作必須向“治本”推進。

　　顏三忠認為，當務之急，在通過打擊形成高壓態勢的同時，還應強化權力約束機制，完善監督控權，壓縮尋租空間。

　　廖曉明表示，要形成“受賄行賄可恥”的社會文化氛圍，對違規收受“紅包”的領導干部一查到底，把懲處曬在陽光下，讓權力真正得到更規范而嚴厲的監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