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員名片    鄭翔玲，全國政協委員，北京泰德制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正大制藥集團總裁。她對中國醫藥企業如何深化調整走出去、社區醫院建設服務、藥品流通規范、藥品管理等提出了針對性意見和建議。

　　隨著老齡化時代的來臨，我國人群疾病譜逐漸向慢性病轉變，在此背景下，我國的醫療體制構建也應從疾病治療擴展到以預防為主的健康管理，而不再是得了病才去醫院。

　　春花爛漫，也是放松身心的好時節。

　　我們周圍很多人，在周末背起輕便的行囊，邀上三五好友，開始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在行走的路上，還不忘實時手機播報，朋友圈里曬出“景美人更美”的模樣。

　　在日本，也有很多人關閉了電子設備，用休假的方式“出行”。他們的“旅行”地點，可能就是家門口主要負責定期體檢的健康管理中心。在該中心，除了接受由先進設備提供的全面健康檢查，如核磁、CT、超聲波等，還可以住上十天半月甚至更久來健身、療養，每天都有營養師調配各種食譜，有專科和全科醫生可供咨詢。

　　并且，這些健康管理中心多為政府出資建立，它們都和當地公立醫院及大學附屬醫院等相互關聯。這種以預防為主的居民健康管理方式，為日本政府節約了巨額財政負擔，也深得民眾的支持。

　　上述健康管理模式，在全國政協委員、北京泰德制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鄭翔玲看來，是可以部分借鑒的。“因為，隨著老齡化時代的來臨，我國人群疾病譜逐漸向慢性病轉變，在此背景下，我國的醫療體制構建也應從疾病治療擴展到健康管理，而不再是得了病才去醫院。”

　　慢病，預防更關鍵

　　“2014年，國際著名醫學期刊LANCET發布《回顧20年全球死亡原因及死亡變化率報告》，其中指出中風、缺血性心臟病和交通事故，是中國排在前三位的居民死因。并且，相較于1990年，以上三種疾病死亡人數大量上升。”鄭翔玲告訴記者。

　　其實，在2012年，我國原衛生部就曾發布消息，慢性病導致的死亡已經占到我國總死亡的85%，導致的疾病負擔已占總疾病負擔的70%。在各類慢性病中，患病率排在前三名的分別為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統疾病和高血壓。

　　“眾所周知，慢性病具備病程長、病因復雜、健康損害大和社會危害嚴重等特點，因此加強預防和日常管理尤為重要。事實證明，此舉對于減少醫療需求和費用的作用也很是明顯。”鄭翔玲以高血壓為例做了說明。

　　在2008年時，我國高血壓知曉率、治療率和控制率依次為45.0%、36.2%和11.1%，遠低于美國（1999-2010年美國NHANES數據顯示，高血壓患者的知曉率、治療率和控制率分別為74.0%、71.6%和46.5%）。這是因為，從上世紀60年代起，美國就重視高血壓及血脂異常的綜合干預，在上世紀70至90年代，美國冠心病發病率下降了50%以上，日本也通過心血管病防治使腦卒中死亡率下降了80%。

　　“相比之下，我們在慢病的預防管理方面所做的干預還不夠。原衛生部發展研究中心2012年在天津、甘肅等地的抽樣調查顯示，當地醫療治療費用支出占總費用的84%，加上輔助醫療費用和零售藥品服務費用后高達97%左右，而公共衛生與預防領域投入僅占1%～2%。而與此同時，我們發現，我國的慢性患者卻在逐年大幅增加。在2013年，我國的成人僅高血壓患病率就約有3.3億人。”鄭翔玲因此認為，構建以預防為主的居民健康管理模式，迫在眉睫。

　　缺乏公眾認知的新概念

　　但對多數我國居民來說，健康管理還只是一個新概念。不僅目前其服務的對象較狹窄，主要集中在經濟收入較高的人群，而且社會公眾對健康管理的認知度還比較低，甚至健康管理的一些理念也未被公眾所接受。

　　“比如，有些人一年抽煙能花費上萬元，而花幾百元做個健康管理在他們看來卻是‘太貴了’，一旦生病，他們只能花費巨資尋求專家名醫，而實際上他們可以借助健康管理提早預防從而節約掉這筆冤枉錢。”鄭翔玲向記者感慨。

　　健康管理的低社會認知度，還決定了行業服務人員的空缺。“很多年輕孩子，寧愿去學美容美發，也不愿意去養老院做一名護工，哪怕護工給的工資更高。”

　　“但在我看來，居民的健康管理和國家的經濟建設同樣重要。如果一個人身患疾病，即使住在宮殿里，也是度日如年的煎熬。相反，如果擁有健康的身心，即使經濟狀況一般，也可以生活得輕松自在。”鄭翔玲說，為建言全民健康管理，她在國內外做過3年時間調研，因此對患者和健康人的生活狀態，有很深的感觸。

　　所以，她的希望是，“我們不要把錢交給老天爺，而是用于投資健康管理。”

　　管理健康，需要國家頂層設計

　　而要實現鄭翔玲的希望，卻不能僅僅依靠她自己的力量。

　　“這需要解決的是醫療衛生服務的最終目標問題，它不僅應該解決治療領域的具體問題，更應致力于健康服務模式的整體轉型，即從過去的‘疾病治療’模式向‘健康維持’模式轉變。當然，這種模式的轉變，需要的是國家的頂層設計。”鄭翔玲說。

　　鄭翔玲認為，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當務之急是國家相關部門利用互聯網、電視、廣播等多種傳媒向群眾傳遞科學的健康知識，使未患病人群加強健康管理意識，減少罹患疾病的風險，使已患病的人群加強疾病監控和管理，提高慢性病的知曉率和控制率。

　　除此之外，發揮商業保險、移動醫療、家庭醫生等優勢，來完成全民健康管理也是不錯的探索。

　　在日本，健康標準甚至是被寫入法律條文的。在企業中，如果員工的體重在6個月內都沒有達到標準體重，將被勒令停職。“我們國家沒有類似的法條，但我們可以通過政策鼓勵，來激勵企業（雇主）為員工購買商業健康保險，企業和保險公司通過加強健康管理和體檢以促進員工健康水平的提升。”

　　同時，還可探索和落實家庭醫生制度及其配套措施，切實發揮社區健康守門人作用。“例如，家庭醫生的健康服務由政府給予定價，并納入醫保支付。針對家庭醫生對簽約居民的健康管理實施績效考核制度（如簽約人數、再續約率、簽約人群住院率及醫療費用等），節約的部分醫保資金可轉化為家庭醫生的薪酬，以更好地激勵家庭醫生對簽約居民進行健康管理。此舉可以考慮先試點，評估后再推開。”

　　此外，鄭翔玲還建議，引入新型移動醫療和互聯網手段，建立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提高居民健康信息的電子化水平以避免重復的醫療服務，優化衛生資源配置，更好地延續健康管理工作。

　　“其實，健康是社會和個人的資源，而資源就是需要管理的。也就是說，一個人要有真正意義上的健康,是必須依靠系統化的管理才能實現的。”最后，鄭翔玲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