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氣污染治理，如今在京津冀地區可謂是個“經久不衰”的話題。

　　2014年，全國空氣質量相對較差的前10位城市中，京津冀占了8位；今年1季度，較差的前10位城市中，京津冀又占了6位。時時而至的霧霾天，讓人們免不了納悶：為什么京津冀地區的大氣污染治理這么難？

　　4月22日，全國政協召開“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大氣污染防治”雙周協商座談會，政協委員、京津冀三地政協主席、專家學者和政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匯聚一堂，探討京津冀大氣污染的根源及協同防治的途徑。

　　大氣污染防治需要區域協作，這是共識，更是難點

　　對于京津冀地區的大氣污染，人們最敏感的就是PM2.5指數。那么，京津冀地區PM2.5的來源到底是什么？這是污染治理首先要弄清楚的問題。

　　“根據環保部與中科院、工程院對北京、天津、石家莊的大氣污染物顆粒物來源的研究，三地PM2.5本地來源中，機動車占北京市的31%，揚塵占天津市的30%，燃煤占石家莊的28.5%，分別為三地污染源之首。”全國政協常委、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為大家揭示了答案。

　　為消除這些不同污染物來源對空氣質量的影響，三地都把控煤、控機動車污染及調整產業結構作為重要治理措施。如：北京推出《北京2013—2017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天津對大氣污染治理實行全方位網格化管理，一旦發現污染行為立即督辦整改；河北省也以壯士斷腕的決心，表示寧可降低GDP和財政收入增速，也要堅決打贏大氣污染防治攻堅戰。

　　然而，從源頭上治理大氣污染并非易事。由于三地毗鄰，任何一個區域的污染物都容易對其他區域造成污染，因而，如何在大氣治理中進行區域協作，顯得尤為重要。

　　根據中央部署，京津冀及周邊六省區市以及中央有關部委在全國率先成立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工作小組。由于京津冀區域發展不平衡，在治理大氣污染中需要區域協作，雖然已是三地共識，但仍是目前的難點。比如，三地污染物排放標準各異、機動車環保監管不統一、區域重污染天氣應急預案仍不完善等等。

　　去年11月，北京APEC會議期間的“APEC藍”讓人們看到了京津冀協同治理霧霾的希望與效果。目前，京津冀在區域信息共享、重污染天氣預警會商和應急聯動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京津冀三地政府負責人也不約而同地反映，他們期望進一步打破行政區劃概念，加快推進區域共同立法。

　　“大氣污染的特點就是區域性和廣域性，聯防聯控是整個治理工作中最為關鍵的一個問題。”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副市長程紅說，但現在聯防聯控主要還是靠行政的協調和推動。她建議，未來應當在大氣污染防治法中設立專章，明確要求重污染地區建立大氣污染防治的協作機制，進一步細化和明確統一監測、統一預警、統一應急這些聯防聯控的具體機制，并借鑒國外經驗，由國家研究制定《京津冀區域大氣污染防治條例》。

　　環境執法的“最后一公里”未完全打通，亟須加大執法力度

　　近年來，京津冀三地紛紛針對大氣污染行為加強了違法處罰力度，但委員們在調研中也發現，一些地方在環保法規的執行上力度仍然不夠，各個城市違法處罰的標準也并不一致，最高處罰金額有100萬，也有10萬，為此，不少委員呼吁，三地亟須加大和統一區域執法力度。

　　“我們在調研當中聽到不少人反映，目前在環保法規的落實上仍存在不少老實人吃虧的問題，誰治污、誰守法，最后是誰吃虧。”全國政協常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徐輝在發言中直言不諱。

　　“執法屬于‘最后一公里’，是非常重要的。”徐輝說，目前基層環保執法的力量比較薄弱，很多基層一線的環保非常缺乏執法力量，政府雖然表明要對違法行為采取零容忍的態度，但在實際操作當中，“最后一公里”的到位還存在問題。

　　在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政協副主席黎昌晉看來，我國環保隊伍特別是專業隊伍力量比較弱也是造成執法力度不強的原因之一。“我們國家每百萬人的環保專業人員只有150人，而美國現在已經達到3000人了，我們只有他們的1/20。”黎昌晉建議，未來應大幅增加環保部門的執法人員力量，特別是在鄉鎮、街道這一級設立派出機構或者專業的環境執法隊伍，控制偷排偷放的問題。并探索以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增強環保隊伍的力量。

　　全國政協委員鄭廣臺在調研中還發現，各行政區域之間出于對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和環境保護需要之間考慮的不同，違法處罰標準也并不一致。如最高的處罰金額，有罰100萬的，也有罰50萬的，也有罰10萬的標準。

　　“這樣會造成一種監管的漏洞，很不利于對企業的監管。大氣污染是互相影響的，因此建議要協調區域內的立法，基本實現基層執法標準和處罰力度的相對統一。”鄭廣臺說。

　　但也有委員認為，各地處罰標準不同歸根結底還是發展不均衡導致，不可一蹴而就。以京津冀地區的污染物收費標準為例，目前，京津冀三地收費標準是9：7：1，標準相差很大。有委員提出，應當縮小收費標準，以避免一些污染物在區域內進行轉移；但也有反對者認為，河北地區目前經濟發展仍相對落后，如果驟然縮小差距，河北的產業結構能否消化排放費用的成本因素，也存在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應當加大對欠發達地區轉移支付力度。

　　吃飯問題與環保問題需要平衡，產業結構調整尚需時間

　　與長三角地區的發展不同，京津冀三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比較大，如何進行合理的產業布局，是三地協同防治大氣污染所必須面對的難題。京津冀大氣污染協同防治機制能否長久持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產業布局能不能得到優化，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能不能得到升級、轉型、改造。而這其中，河北又是重中之重。

　　“減煤壓鋼形勢不容樂觀。”吳曉青介紹，目前京津冀三地煤炭消費總量占能源消費總量比例約為65%以上。生鐵、粗鋼總量約占全國25%以上，而這主要集中在河北省。隨著地方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河北省要在2017年完成壓減4000萬噸煤、6000萬噸鋼的產能任務，難度相當大。

　　京津冀需要一體化的能源結構布局，這也是不少委員的觀點，但同樣面臨困難。根據委員們的調研，三地尤其是河北農村人口冬季仍主要靠散煤取暖，這是污染的重要來源。盡管政府在努力推廣天然氣等清潔能源的使用，但由于煤炭成本低廉，對煤炭的“依賴”短期內難以改變。且“多煤少氣”的能源結構是我國無法回避的事實，這就必須尋找一條既能大規模使用煤炭資源，又能大幅度減少煤炭污染的道路。

　　“我個人認為，千萬不要提徹底改變河北省的重化工產業結構，這是不現實的，成本將極高。”全國政協委員王小康提議，正確的方式應該是對這個重化工結構進行減量、轉移、優化、升級改造，就地減量、轉移出去、本身還保留下來的升級改造。

　　“建議國家將更多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項目向河北布局，讓河北在壓減過剩產能、調整產業結構的同時，在一些新項目、新產業上能夠及時有所跟進。”全國政協委員、河北省副省長秦博勇說，“同時也建議國家加大對于京津冀魯等地天然氣的供應，并充分利用國家西部的電力資源優勢，加大西電東輸的建設，減少區域的燃煤電廠。”（本報記者李昌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