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黑車“綁架” 打車軟件變“攬活”利器

　　打車軟件頻繁叫來黑車，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多種途徑可實現兩者綁定；打車軟件注冊審核存漏洞

　　日漸盛行的“滴滴打車”、“快的打車”等打車軟件，在為乘客們提供便捷服務的同時，也逐漸進入了黑車的視線，變身成為它們攬客牟利的工具。

　　近一段時間，有關用打車軟件叫來黑車，卻顯示正規出租車信息的情況，出現越來越頻繁，有此遭遇的乘客紛紛通過網絡吐槽。

　　黑車到底通過什么手段，實現了對打車軟件的“綁架”？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黑車司機使用的打車軟件，系“借”出租車司機信息進行注冊、購買出租車司機不使用的賬號，或偽造信息進行申請。甚至有的黑車司機本身就是出租車司機，使用同一套打車軟件，白天用于提供約車服務，晚上開黑車趴活拉客時再用來攬客。

　　而以上種種亂象，折射出打車軟車公司注冊審核把關不嚴，司機賬號數據庫更新滯后等漏洞。同時記者也發現，對于劫持打車軟件的黑車司機，處理乏力加劇了這種情況的發生，監管有待進一步完善。

　　“連叫了三趟，都是黑車搶單”，當黑車再一次出現在視線中時，高宏的心情由最初的疑惑、憤怒，變成了無奈。

　　回憶起今年春節期間在平谷城區的打車經歷，高宏不清楚自己手機中用來叫車的“快的打車”應用軟件，到底出了什么問題。

　　有同樣遭遇的不僅是高先生，不久前的一天晚上，正在上大學的張穎在順義用“滴滴打車”軟件叫車，但她等到的卻是一輛私家車，無論司機信息還是車牌，都和手機軟件上叫車時確認的不一樣。全程下來，司機跟張穎要了30元車費，“正常應該是13到14塊錢，可大晚上的就我一個人，沒跟他爭辯就給了錢”。

　　近期，新京報接到了多宗類似高宏、張穎這樣的投訴。通過查詢不難發現，這種情況并非只出現在北京，全國多地均有發生。打車軟件叫來黑車，已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我們身邊。

　　趴活搶單黑車兩不誤

　　黑車司機使用多種打車軟件接單；自稱不怕被查

　　今年3月中旬至4月底，新京報記者在密云、順義等郊區縣體驗發現，通過打車軟件叫來黑車比例接近一半，而且晚上叫到黑車的概率要遠遠大于白天。

　　在密云縣東菜園小區門口，記者使用“滴滴打車”去密云教練場，軟件顯示金建出租的盧師傅搶單成功，但半分鐘后記者等來的卻是一輛私家車，司機并非軟件照片顯示的盧師傅，車牌也和軟件顯示的不一致。

　　到達目的地后，該司機向記者要價15元。而從密云東菜園小區到教練場最遠的行車方案為4.8公里，當地正規的電動出租車三公里內起步價為8元，之后每公里2元，車費最多12元。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順義，記者在順義地鐵15號線石門地鐵站，使用“滴滴打車”軟件叫車下單前往北京市公安局順義分局，之后車牌為京BK5410，標注為新月出租公司的賬號成功搶單。但出站后發現，接單的車實為一輛另一車牌號的私家車，司機是一位40歲左右、自稱姓李的中年男子。

　　面對記者質疑，李某稱自己是雙班司機，上一天班休息一天，休息的時候滴滴賬號仍然可以使用，所以剛好趁著休息時間用自己家的車拉活。

　　截至當晚11時，李某所使用的出租車賬號已完成訂單358單，評分為五星。他在使用“滴滴打車”的同時，還使用“快的打車”在接單，整個行車過程中，乘客叫車播報聲不絕于耳。“乘客叫一輛車，誰知道是不是正規出租車呢？”對于是否會被查，李某表示自己并不擔心。

　　“借”來三證注冊軟件

　　打車軟件搶單黑車司機收入翻番；多途徑獲賬號

　　今年3月，密云黑車司機趙紅富看到周圍很多“同行”，用上正規出租司機的打車軟件賬號搶單賺了不少錢，于是也動了心。然而，“滴滴打車”和“快的打車”均在其軟件注冊規定中，要求司機必須提交“三證”(駕駛證、行駛證、服務監督卡)。

　　趙紅富找到自己一個在市區開出租車、使用“滴滴打車”軟件的朋友。“他把‘三證’拍了圖傳給我”，趙紅富說，他用朋友發來的“三證”圖片和自己的手機號碼，注冊了“快的打車”軟件。

　　趙紅富回憶，軟件注冊后的狀態顯示為“在審核中”，只能看到訂單信息但不能接單。還是朋友開著出租車，拿著他的手機和自己的“三證”，到“快的打車”服務點當面審核。審核通過當天趙紅富就開始搶單拉客，為了提高搶單速度，趙紅富還專門買了一部4G手機。

　　趙紅富的車沒有計價器也不能打的票，不過他一直試圖參照正規出租車計價標準。比較近的地方直接收起步價，如果路程遠，他會把里程表清零，然后提醒乘客按表計價。“自打用了這個軟件，每天跑7、8個小時就能賺200多塊錢，收入比以前翻了一番”。

　　趙紅富說，在密云私家車用打車軟件搶單很普遍，很少有乘客詢問。在拉活兒的時候，他看到過交通執法查扣黑車，但是沒聽說過私家車因為安了打車軟件被查。

　　有多位業內人士向記者透露，目前黑車使用的打車軟件賬號來源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在出租公司工作的親友的信息注冊，或有出租車司機自己不用打車軟件，收一定費用后用出租車信息配合黑車司機注冊，還有黑車司機用偽造的信息申請得來的賬號。

　　此外，部分出租車司機有“兼職”開黑車的情況，如利用倒班休息的時間開黑車趴活，用出租車打車軟件拉客。還有一些已離職的出租司機并未注銷自己的打車軟件賬號，并繼續使用該賬號開黑車拉活。

　　“綁定”帶來危險重重

　　乘客安全無保障，個人信息泄露；出租車背“黑鍋”

　　記者曾使用“滴滴打車”在密云打到一輛黑車，為了避開堵車路段，這輛黑車的司機直接將車開進非機動車道行駛，人流中的一陣顛簸讓人嚇出了一身冷汗。

　　更令人擔心的是個人信息泄露。北京市民吳先生向新京報反映，他和女朋友在紫竹橋附近賓館使用“滴滴打車”時亦打到了一輛黑車，“30元的車費他收了40，嚴重的是我們中途回了一趟賓館，發現那個50來歲的男司機已先趕回賓館，在前臺打聽女朋友的情況。”

　　同樣，記者向“滴滴打車”投訴在順義遇到的黑車司機李某后，約一個小時過后，李某就找到并撥通了記者的手機號。

　　“你是昨晚打我車的人吧？”、“是你投訴我的吧？”、“你現在在哪里？”、“我一定要找到你揍你一頓”，黑車司機“李某”仍自稱出租車司機，在電話另一端不斷發出威脅。

　　同樣，去年11月16日，山東省煙臺市萊山區一名學生，用“滴滴打車”叫來一輛“黑車”后舉報，但招來黑車司機的報復：第二天上午，這名學生就接到黑車司機20余次恐嚇威脅電話。

　　“出租車司機最恨的，就是我們這些人”，趙紅富坦言，每逢節假日客流高峰期，“滴滴”、“快的”等打車軟件針對出租車司機推出數額不小的獎勵活動，“我們出來搶他們的單，他們掙得就少了”。

　　趙紅富的說法得到順義駿馬出租公司出租車司機趙師傅的證實，談起黑車通過打車軟件使用出租車賬號搶單，今年1月1日剛從公司接車的他深惡痛絕。稱除了生意被黑車搶走一部分外，綁定打車軟件的黑車還擾亂交通，甚至讓正規出租車背“黑鍋”。

　　最令趙師傅難忘的一次經歷是，他開出租車僅4個多月后，就被公司負責人叫去，“說有乘客投訴說用打車軟件叫了我的車，乘坐后在急轉彎時車速太快差點出事故”。

　　趙師傅說，經過核實，投訴中所說的時間，他因家里有事整天都沒有出過車，同時他的出租車也沒有申請“滴滴”賬號。趙師傅所在公司查詢了GPS信息，后也證實了這一情況。

　　“唯一的解釋是我的車輛信息被人冒用申請了‘滴滴’賬號”，讓趙師傅疑惑的是，自己并未注冊“滴滴打車”，該軟件內卻出現了自己出租車賬號。他認為，打車軟件公司應對此承擔責任。

　　不同步的司機數據庫

　　報廢出租車號仍可搶單；軟件注冊審核網絡為主

　　對于黑車綁架打車軟件的情況，“滴滴打車”品牌公關部相關負責人及客服人員均否認黑車申請滴滴賬號的可能性，強調“滴滴打車”驗證需司機持本人身份證、駕駛證、行駛證、服務監督卡、道路運輸從業資格證五項信息，開車到站點進行一系列審核。

　　不過，記者調查發現，“滴滴打車”宣稱的審核步驟與實際并非一致。

　　記者以出租車司機名義咨詢“滴滴打車”客服，對方回復稱，注冊“滴滴打車”司機端，只需要把“三證”拍照上傳到企業QQ上，就會有專人在24小時內進行審核。“照片要清晰，不需要上傳本人和車輛合照。”該客服并未強調需當面核驗相關證件。

　　此外，打車軟件的司機賬號數據庫，也未能及時與官方數據庫同步更新。

　　新月聯合出租公司工作人員經比對確認，記者在順義遭遇的車牌號京BK5410已非該公司的車牌號，北京市交通委官方網站出租車查詢結果亦顯示“沒有符合所輸入條件的相關車輛信息”。

　　新月聯合出租公司相關負責人表示，京BK5410確為該公司曾經的車輛，但該車早在2014年5月25日就已報廢，司機也已離開該公司。

　　“滴滴打車”發送給新京報的信息顯示，這個賬號的注冊時間是2013年2月16日，司機開通賬號前提供了服務監督卡、行駛證、駕駛證、身份證原件，并通過了審核，初步核實屬司機賬號被他人盜用，目前已經進行了封號處理。

　　為何一個已經報廢將近一年的出租車，其司機注冊的滴滴賬號仍可用作搶單而未被銷號？“滴滴打車”品牌公關部一名負責人承認，由于司機賬號信息體量太大，無法做到與出租車管理部門信息實時同步，“我們正在爭取相關部門將司機的實時更新數據與我們共享，顯然現在還無法做到”，該負責人說。

　　誰來解救被劫持軟件？

　　打車軟件叫到黑車投訴難有結果；監管尚存空白

　　記者曾就通過打車軟件叫來黑車的情況，向“滴滴打車”進行投訴。“滴滴打車”客服人員表示，在接到投訴后，公司會對相關賬號進行核實，在屬實的情況下將對賬號進行禁號處理，但按公司規定并不會向投訴者公布。

　　該客服人員介紹，目前的處理方案是接的最后一單開始往前推十單，如果十單內有一單投訴成立就會被警告，警告之后如有第二次投訴就直接禁用賬號。如果十單內有五單投訴則直接禁用賬號。“對黑車司機的處理，并不在公司的管轄范圍內。”

　　新月聯合出租公司相關負責人則表示，公司目前的投訴處理范圍只限于拒載、司機服務態度等內容。“今年春節前，北京市交通委運管局下發《關于出租汽車安全運營服務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每輛出租汽車只允許安裝一個手機叫車終端”，該負責人說，就這一點也無法進行監管，司機自己的手機他想下載什么樣的軟件，都是自己說了算。

　　這位負責人表示，出租車司機打車軟件賬號被黑車司機冒用已經超出了公司管理范圍，目前只能等待相關管理部門出臺相應法規作出約束。

　　就同樣的問題，記者致電北京市交通委交通運輸服務監督電話12328，對方表示并不管理遠郊區的黑車問題，建議咨詢城管部門。北京市城管熱線96310客服工作人員則表示，只接受針對長期趴活黑車的投訴，因需要現場執法，打車軟件打到的黑車并不在其管轄范圍內。建議咨詢北京市非緊急救助中心12345。

　　12345客服人員表示，此事屬于企業審查監管范疇，建議記者向“滴滴打車”公司投訴。盡管記者愿意提供黑車非法運營的相關證據，但截至發稿，仍無相關部門愿意對黑車作出處理。

　　不過，并非所有的黑車司機綁定打車軟件便萬事大吉。趙紅富僅高興了半個月，就接到了“快的打車”客服的電話，“他問我是不是用自己的私家車拉活兒，我開始沒承認，但他后來把事情說得很嚴重，說如果乘客投訴到出租車公司麻煩就大了。我怕給朋友添麻煩所以就說是。”

　　趙紅富回憶，“快的打車”表示一定會懲罰。他放下電話后發現，自己的“快的”顯示“賬號已被封”，無法登錄。時至今日，趙紅富再也沒有使用打車軟件。

　　“任何執法都要講究證據，此類現象不但取證難，而且找出兩位司機關聯性也比較困難。”一位交通執法人員認為，乘客遇到黑車使用打車軟件的情況，可向相關公司和部門投訴，但在執法上有一定難度。他表示，乘客不僅要保存打車軟件顯示的司機以及車輛信息，還要掌握乘坐車輛的司機和車輛信息，才算有效取證。

　　(文中高宏、張穎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