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特別重視縣委書記這個崗位,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不僅自己當過縣委書記,多次寫文章談如何當好縣委書記,還出席專門為縣委書記舉辦的培訓班,與學員面對面座談。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都是第一次。

　　根據公開資料,習近平點名稱贊過的縣委書記,至少有三位:焦裕祿、谷文昌和王伯祥。

　　焦裕祿是誰,相信不用多作介紹,習近平曾多次提倡和要求黨員干部向焦裕祿學習,還曾專門為焦裕祿寫過詩詞,以追憶明志；而通過最高黨報這幾天的高規格介紹,谷文昌也為大家所熟悉。一般讀者了解較少的,可能是王伯祥。

　　但如果提起山東壽光,可能知道的人更多一些,從1986年到1991年,王伯祥當了五年半的壽光縣委書記。有人用三句話概括他的縣委書記生涯:他是一個改變了全國蔬菜市場格局的人,他是一個改寫了壽光歷史的人,他是一個把山東有名的窮縣打造成全國百強縣的人。

　　這三位曾經的縣委書記,所在地方和年代不同,但無論是形象還是經歷,都有驚人的相似:他們都來自基層,焦裕祿曾在工廠工作數年,谷文昌參加革命前是河南的石匠,三人中最年輕的王伯祥,雖是大學畢業,但看形象卻最像個農民。他們都在艱苦貧困地區主政,還都曾帶領當地農民與風沙、鹽堿等作斗爭。

　　當然,這些個人經歷的相似,可能只是巧合,更大的共性,是他們的職業追求和精神氣質。重溫他們的跨越半個世紀的事跡,也能發現很多共通的特質。

　　他們都有為民服務的追求,把人民群眾過上好日子作為最大目標。焦裕祿說,“共產黨員應該在群眾最困難的時候,出現在群眾的面前”；谷文昌說,“黨要求什么,群眾需要什么,我們就去做什么”；王伯祥說,“我想的只有一條,那就是什么能讓百姓富起來,什么對百姓有利我就做什么。”連說的話都何其相似。更關鍵的是,他們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他們帶頭造林、治理風沙、發展特色產業,都是為了解決群眾生存發展最急迫的需求,為了當地百姓過上好日子。

　　他們都嚴格要求自己和身邊人,干凈做人,清廉做官。焦裕祿嚴格要求子女,一張電影票都不愿意多占。谷文昌說,“當領導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凈,把自己的腰桿挺直。”退休后,連一輛自行車都要上交。王伯祥擔任壽光縣委副書記、書記8年,一直住在建于上世紀50年代的4間平房里,1991年他擔任濰坊市副市長時,全部家當只裝了一輛卡車。

　　他們都敢于擔當,勇于創新,能夠打破僵化的條條框框。焦裕祿為解決當地群眾吃飽肚子的問題,把責任一人攬下。谷文昌力主把“敵偽家屬”改成“兵災家屬”,讓當地很多人感念至今。在計劃經濟堅冰未破的時候,王伯祥頂住壓力,把搞蔬菜作為全縣第一要務,造就了全國聞名的蔬菜之鄉。

　　另外,作為主政一方的主官,他們更追求“潛績”而不是“顯績”。無論是種樹還是治沙,都不是在短短任期內見到效果的,需要“功成不必在我”的情懷。但正如習近平在文章中所說,“潛績”也是最大的“顯績”。事實證明,幾十年后,人們對他們的功績仍念念不忘。

　　前人遠去,政聲猶在,也為當下提供了重要啟示。

　　在我們黨的組織結構和國家政權結構中,縣一級處在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習近平說,如果把國家喻為一張網,全國三千多個縣就像這張網上的紐結,縣委書記就是“一線總指揮”。

　　當下,這數千個“一線總指揮”,承擔的責任更重,中央也給予他們更大的重視和期待。應該說,現在的縣委書記們,知識水平更高,視野更開闊,干事的舞臺也更寬廣。但是,在為民情懷和務實清廉,尤其是政績觀上,還應該多向前賢學習。因為權力大、制約少,縣委書記走上貪腐道路的也不少。在當前強力反腐的新形勢下,還有一些人患上不作為的懶癥,不敢干、不會干、不想干,飽受群眾詬病。在這種背景下,重溫三位縣委書記的事跡,更具現實針對性。

　　總書記多次稱贊這三位曾經的縣委書記,不僅是贊揚他們的清廉、為民和實干,更為今天選拔評價干部提供了標桿。當下,改革發展的任務十分繁重,更需要更多敢擔當、能創新的干部獨當一面,發揮“紐結”作用,當好“一線指揮”,帶頭落實中央戰略部署,開創改革發展新局面。

　　從縣委書記研修班上提出的“四有”要求,到近日提出領導干部要“提高領導、謀劃、推動、落實改革的能力和水平”,習近平的這些要求,是對全體領導干部說的,當然也是對縣委書記們說的。怎樣才能成為總書記眼中合格的領導干部,不妨多看看他稱贊過的縣委書記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