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8日~2015年3月22日，國博舉辦“永遠的思想者——羅丹雕塑回顧展”。

國博館藏有近4000件“非洲雕刻作品”

中國國際設(shè)計博物館，藏品來源于德國包豪斯

　　3月22日，“永遠的思想者——羅丹雕塑回顧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以下簡稱“國博”)謝幕。4月1日，裝箱完畢的“羅丹”離開國博，下一次再來中國不知何日，而上一次還是1993年。有觀眾替在中國待了4個月的“思想者”思考一個問題：能不能留下？

　　國博近年來陸續(xù)舉辦了“地中海文明”、“羅馬與巴洛克藝術(shù)”、“瑪雅：美的語言”等引進展覽，但引進的展品終究要回國。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周洪宇提交了一份關(guān)于在首都建立收藏和展示世界其他文明文物的世界級博物館的建議。建議提出：我國政府應有計劃、有步驟籌建收藏和展現(xiàn)世界其他文明文物的世界級博物館。

　　建博物館的目的不只為收藏

　　作家、收藏家馮驥才曾說：“各國博物館都收藏中國的文物，惟有中國博物館不收藏外國文物，中國人在博物館里看來看去全是自己。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是一種傳統(tǒng)的文化封閉現(xiàn)念：不看別人的，便認為自己最好。”

　　湖北省博物館陳列部主任王紀潮是周洪宇代表的助理，他也參與起草了這項建議。王紀潮認為，建立世界文明博物館的目的是拉近不同文明之間的距離。去年年底，湖北省博從美國洛杉磯郡立藝術(shù)博物館引進《印度的世界》展覽。王紀潮在培訓展覽志愿者時問：“你們看了這個展覽有什么感想？”下面異口同聲地說：“想去印度！”

　　“不少人對印度有偏見，但看過展覽就會為印度文化所震撼。試想，如果其他文明的文物能夠在國內(nèi)常態(tài)化展出，中國民眾會有什么反應？”王紀潮說，“博物館收藏的目的是為了開闊國民視野，避免狂妄自大。我研究人類學，學界一個基本常識就是：不同的人類文化有差異性、適應性和多樣性，卻絕無先進落后之分。”

　　對于具有審美價值的文物——古代藝術(shù)品而言，還承擔著審美教育的意義。2014年，全山石藝術(shù)中心在杭州成立。談及建館原因，新中國第一代油畫家全山石對中國青年報記者感慨道：“我們那代人只能通過印刷品來學習油畫，因為看不到西方的油畫原作。直到今天，學習西方經(jīng)典油畫原作的機會仍然非常少，而從印刷品中很難學到油畫的美感、質(zhì)感、觸感等。”

　　出于這樣的遺憾，全山石開始動員企業(yè)家購藏西方經(jīng)典油畫。開館展覽《西方大師百幅油畫原作展》中，年代最早的一幅是1490年的木板蛋彩畫，此外還有盧梭、雷諾阿、阿尼戈尼等西方大師的原作，基本可以了解西方油畫的發(fā)展脈絡。

　　先有藏品，再有博物館，文物收藏不能操之過急

　　文化部藝術(shù)司司長諸迪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建設(shè)‘世界文明博物館’是一個美好的愿望，但真正做起來，會非常具體——它需要什么樣的藏品來支撐？這不是錢能解決的問題。世界文明博物館的收藏必須成系列，且有典型、代表性的標本作為館藏。在今天這個時代，是否還有文物大流通的可能使你形成完整的收藏？”

　　先有藏品，再有博物館。這也是博物館學界的常識。近日，國博發(fā)布了《海外藏中國古代文物精粹》大型系列叢書的第一卷《英國國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卷》。成立于1852年的國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以下簡稱V&A)是1851年英國“萬國工業(yè)產(chǎn)品博覽會”的延續(xù)。博覽會結(jié)束后，從數(shù)以萬計藏品中選了244件作為永久收藏，包括法國的瓷瓶、意大利的木書架、印度的鋼刀、土耳其的浴巾……直至今日，V&A藏有450萬余件文物和藝術(shù)品。

　　V&A中國藏品部主任劉明倩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V&A的中國藏品來源不一，“并不都是搶來的”，明清兩代有持續(xù)的正常商貿(mào)往來，當時的實用器具歷經(jīng)歲月就成了文物。

　　國博副館長陳履生說：“‘人有我有’的思維習慣不太好。各種不同類型博物館的建立，都是基于自身的藏品。”陳履生認為，那些已經(jīng)建立了世界文明收藏體系的博物院，非一日之功，有一些歷史原因是無法復制的。“比如，荷蘭雖是小國，也有豐富的世界藝術(shù)收藏，因為它當年有強大的海上實力征服世界。”

　　“博物館的建立，其一要根據(jù)環(huán)境，比如德國有汽車博物館，英國有福爾摩斯博物館；其二要根據(jù)藏品，墨西哥有瑪雅文明、印加文明的博物館。”陳履生說，“有的藏品是世界文明體系不可缺少的節(jié)點，沒有收藏，博物館就沒有意義。”

　　藏品從哪兒來

　　周洪宇在建議中提出，可以通過公開購買、私人捐贈、考古發(fā)掘等方式獲得藏品。

　　位于杭州的中國國際設(shè)計博物館收藏有亞洲最多的德國包豪斯作品，購買這批藏品的出資方是杭州市政府，在2010年花了5500萬歐元，約合5億元人民幣。該館館長杭間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這是一個天時地利人和的特例，無法復制。由政府出資堅持常年購買國外的文物、藝術(shù)品，可能性不大。”

　　杭間直言，并不希望由國家主導來購買文物。“如果是藏家出于強烈的個人喜好，通過合法途徑收藏，這是正常的。”杭間說，“但不一定因為中國現(xiàn)在富起來了，就要把世界上的文物都買回家里放著。”

　　記者注意到，目前，國家文物局的財政預算中，并沒有購買文物的常規(guī)經(jīng)費。財政部于2002年4月設(shè)立了“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專項經(jīng)費”，每年5000萬元，用于“搶救社會流散的珍貴文物、充實國有博物館藏品”。這項經(jīng)費以流失于海內(nèi)外的中國文物為對象，也不涉及外國文物。

　　那參加國際考古發(fā)掘是否可行？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與考古司司長關(guān)強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目前中國積極參與考古的國際合作，主要是以援助的形式。“我們幫助柬埔寨修復吳哥窟的周薩神廟、茶膠寺；參加肯尼亞拉姆島的水下考古；與越南、蒙古、俄羅斯也有很多考古合作。”關(guān)強說，“但不會因此而去獲取對方的文物，現(xiàn)在各國都強調(diào)文物的國有。”

　　諸迪建議，現(xiàn)階段以發(fā)動民間力量來收集藏品更為合適。“假設(shè)由國家出面購買，那肯定不是一個零散行為。除了資金問題，它需要很多相關(guān)的政策、規(guī)劃、硬件條件等，目前在國家層面還很難實施。”

　　諸迪介紹，文化部2004年與財政部共同設(shè)立了“20世紀國家美術(shù)作品收藏和捐贈獎勵資金”，這種獎勵與市場拍賣價格相差甚遠，屬于“半捐贈”性質(zhì)。“全國有300多家國有美術(shù)館，去年收藏經(jīng)費才剛剛上億元，不可能通過市場行為購買，是民間捐贈支撐起國內(nèi)美術(shù)館的收藏體系。”但諸迪坦言，目前尚未形成強有力的捐贈引導，政策在力度、宣傳、配套服務上都還不夠，“需要改進”。

　　對于民間捐贈這條路，王紀潮和全山石都認為，關(guān)鍵在于政策配套。西方發(fā)達國家對文物捐贈方，通常有減免稅的政策優(yōu)惠。如，V&A雖是國立博物館，但政府并不出資購買藏品，而是采取向社會募款的方式。“國家不需要出錢，民間能辦很多事”。

　　杭間說：“如今收藏文化正在復興，藏家們還處于‘拼命攢’的階段，基本還沒有發(fā)展到主動捐獻的階段。”因此，周洪宇提出，國家不僅要鼓勵捐贈，也應鼓勵“借出”，“把藏品寄放在博物館，但所有權(quán)仍歸藏家”。

　　諸迪表示，不僅應鼓勵國內(nèi)藏家捐贈，也應鼓勵國外藏家捐贈。“其實很多外國藏家對中國也很關(guān)注。1996年，著名德國收藏家路德維希就曾向中國美術(shù)館無償捐贈了117件西方當代藝術(shù)家的作品，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美術(shù)館的外國藏品。”

　　星星之火的成功能否復制

　　其實，一些中小型、專題性的世界文明展廳、博物館，在中國已經(jīng)有了“星星之火”。國博館藏有近4000件“非洲雕刻作品”，由非洲多哥華僑華人聯(lián)誼會會長謝燕申捐贈；故宮內(nèi)一座未完工的鐵石結(jié)構(gòu)、西洋風格的“水族館”，將被改建成一個展示故宮館藏外國文物的博物館。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認為，故宮的外國文物博物館是一個特例。“故宮作為明清兩代皇宮將近500年。皇帝與海外有交流，宮中也有外國人長期居住。當時的外國人把西方最好的東西送進宮中，鐘表、天文儀器、餐具、文具等。”單霽翔說，“故宮館藏外國文物的另一大來源是末代皇帝溥儀。他退位后至1924年仍居住在紫禁城，但生活方式非常西化，所以留下了一批近代外國文物，如留聲機、唱片、沙發(fā)。”

　　1959年在廈門開放的華僑博物院由愛國華僑領(lǐng)袖陳嘉庚倡辦，館藏有其捐贈的來自德國、英國、波蘭、捷克、日本、泰國等國家的1000余件外國文物。該院院長丁炯淳介紹，這些藏品有兩類來源：歐洲、日本文物全部來自陳嘉庚個人購買、捐贈，南洋文物則主要來自南洋華僑響應陳嘉庚號召后的捐贈。

　　丁炯淳說：“據(jù)我所知，目前，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旅順博物館等也藏有一些外國文物，基本是在特定歷史階段所積累的，近幾十年來幾乎沒有新購入。”

　　中華世紀壇在建造之初就有“世界藝術(shù)館”的思路，2006年，“中華世紀壇世界藝術(shù)館”正式掛牌。盡管一直是“零館藏”，也引進了不少世界聞名的展覽——第一個展覽“意大利文藝復興展”，吸引觀眾15萬人。該館常務副館長馮光生認為，資金、藏品都不是最大問題，最大問題在于人才隊伍。

　　從實際操作上來說，馮光生認為可以嘗試“共建”，即不改變展品歸屬，但使用權(quán)發(fā)生轉(zhuǎn)移，相比借展更穩(wěn)定。“世界上一些大型博物館現(xiàn)在都紛紛在海外謀求開設(shè)分館。我們不妨打開思路，為我所用。”這個設(shè)想或?qū)⒆兂涩F(xiàn)實，陳履生透露，V&A將在深圳蛇口建一個展廳。

　　從現(xiàn)在做起，100年后我們會有一個世界級的博物館

　　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坦言，中國目前有4165家博物館，但以歷史博物館居多，一些門類欠缺，比如人類藝術(shù)史博物館。宋新潮說：“中國人對世界文化的了解、對其他文化的尊重，需要博物館的形式來傳達。建立世界文明博物館，不是為了收藏國外的寶貝，更多是體現(xiàn)我們對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視和尊重，能通過這些藏品去真正了解一個地區(qū)。比如非洲藝術(shù)，現(xiàn)在有多少人知道它在人類藝術(shù)上的應有地位。”

　　宋新潮說：“先有藏品再有博物館。藏品來源必須是多元的，國際上沒有一個館的藏品全部是通過買來解決的，而是由社會各方面的支持。但藏品首先要是合法的，既符合本國的國家法律，也符合國際上的準則。

　　中國對自身文物的出口相當謹慎。國家文物局2007年頒布的《文物出境審核標準》中規(guī)定：“以1949年為主要標準線。凡在1949年以前(含1949年)生產(chǎn)、制作的具有一定歷史、藝術(shù)、科學價值的文物，原則上禁止出境。其中，1911年以前(含1911年)生產(chǎn)、制作的文物一律禁止出境。”一些1949年后去世的書畫家的作品也已經(jīng)被限制出鏡，如徐悲鴻、潘天壽、吳冠中等11人的作品“一律不準出境”。

　　宋新潮解釋：“如果不從現(xiàn)在開始保護，幾百年后，我們也許又只能在其他國家的博物館看中國的文物。建立世界文明博物館也是同理，不是條件是否成熟的問題，而是是否有決心的問題。博物館的藏品并不是一定要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文物。今天，我們與世界各個國家都有廣泛的文化交流，從現(xiàn)在開始收藏我們能獲得的文化資源，100年后，我們就會有一個世界級的博物館；如果現(xiàn)在不開始，100年后我們還在討論這個問題。”

　　諸迪表示，建設(shè)世界文明博物館的前提，是已對本國的歷史、文明有了很好的收藏、梳理和陳列，但事實并非如此。“我們還有大量的藏品沒有得到妥善保護，或者因為各種原因無法展示。某種意義上，在我看來更急迫的事情，是搶救好、收藏好、陳列好中國的文物，發(fā)揮它的教育功能。”

　　單霽翔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文物不完全以時代論價值，展示外國文物主要是為了文化多樣性，增長人們的知識。在歷史的長河中，今天的東西不珍貴，那幾百年、一千年后呢？我們底子薄，需要積累的過程。我們應該有這樣一個行動，國家鼓勵、政策扶持、民間參與。但一定不能盲目收集、看便宜就買，一定要根據(jù)研究、有計劃地填補空白。”

　　宋新潮說：“國家文物局支持世界博物館之間的交流，通過展覽互換，使中國民眾有更多機會足不出戶看到世界其他文明。這是一個輔助工作，而核心在于，應該從今天開始，考慮面向未來的建設(shè)，把這項工作納入國家的長期規(guī)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