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的普惠金融服務取得了積極的進步，但仍是中國金融的薄弱環節，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和社會期待有很大差距，小微企業、“三農”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常常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提升微型金融服務供給的規模、質量和效率，發展普惠金融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中國金融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

　　“雖然大家對發展普惠金融的共識度較高，但對于如何發展普惠金融，大家卻有著不同的看法，甚至存在認識論方面的分歧。”3月15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在出席沙龍時這樣表示。他同時建議，推動普惠金融發展，可以從包括完善頂層設計、創新普惠金融市場體系、完善普惠金融組織體系在內的五個方面入手。

　　普惠金融是什么？不少認識論“有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容易把普惠金融等同于政策性金融，過度強調社會性，忽視市場原則和可持續性。”據潘功勝介紹，從國際實踐看，上世紀70年代普惠金融發展早期，世界銀行等組織在亞非拉國家的大量微貸項目，都有過資金使用低效浪費、腐敗叢生的慘痛教訓。比如，印度以捐贈和政府支持為主的開發性銀行，由于過度強調政策性，一度淪為滋生腐敗的溫床，優惠利率貸款被村莊權勢人物挪用，真正需要支持的貧困人群得不到貸款。早期的孟加拉鄉村銀行也經歷過“慈善”金融的失敗。大量案例使國際社會形成共識，微型金融、普惠金融要在政府政策支持的基礎上進行市場化操作，走保本微利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第二個問題是，容易把普惠金融等同于過高的融資滿意度，對風險相對忽視。”潘功勝表示。

　　事實上，普惠金融也是金融，而且，越是針對風險承擔能力較差的弱勢群體，交易成本也越高，風險也越大。“如果不顧條件，一味追求政策寬松，降低信貸標準，甚至搞‘運動式’普惠，效果可能適得其反。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國都出現了小額信貸危機，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企圖在短期內快速提升融資滿意度，盲目開展‘全民小貸行動計劃’，最終誘發危機。由此可知，過高的融資滿意度可能會產生錯誤的政策導向，如導致企業盲目擴張、助長投機活動等，也不利于銀行防范道德風險。”潘功勝進一步表示，當宏觀經濟環境好的時候，銀行風險偏好降低、融資條件寬松，甚至造成信貸狂歡。但經濟周期一旦進入下行階段，小微企業更容易出現各種經營困難，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上升、市場需求下降、企業應收賬款和壞賬率的上升等，最終都會表現或歸結為企業的財務問題和資金問題，而在經濟下行時期，小微企業獲得現金流的其他渠道也會衰竭，進一步加大了企業對銀行的資金需求。但也是在這個時候，銀行的風險偏好會上升，融資條件收緊，造成小微企業融資供求矛盾進一步緊張。“我們反思一下我國東部一些省份金融曾出現類似的風險問題，銀行過度降低信貸標準、小微企業過度融資等行為，將一些企業送上了不歸路。”潘功勝表示。

　　第三個問題是，容易把普惠金融供給等同于銀行信貸，忽視了供給的多樣性。

　　“不同市場主體，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融資渠道和方式存在差距是正常的。農村家庭、初創期企業在銀行難以借款，更多要靠熟人借貸和民間融資，這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農村家庭通過民間金融滿足了需求，是正規金融的有益補充，同樣也是普惠金融。世界銀行、20國集團在普惠金融的定義中，也十分強調供給的包容性和多樣性，正規金融與民間金融、傳統金融和新金融、銀行與非銀行，都是實踐中普惠金融的供給主體。因此，建立一個多樣化的融資體系、多層次的資本市場，規范民間融資的發展，適應不同成長階段企業融資的需要，對于小微企業發展十分重要。”潘功勝表示。而且，普惠金融不僅僅是融資問題，包括存取款、轉賬、支付等許多廣泛的基礎金融服務。

　　第四，目前存在一種過于政治化的觀點，認為銀行經營者過于追逐利潤、思想覺悟不高。“我認為，這種希望通過提高這個行業從業人員思想道德水準的方式來解決中國普惠金融的問題的想法過于情緒化，或者說是過于政治化，不可能真正解決中國普惠金融面臨的問題。”潘功勝這樣表示。不過他同時強調，上述質疑、批評至少能帶來一些啟示：一是負責任的商業組織，需要在追逐商業利益與社會責任之間達到平衡；二是商業銀行內部績效評價體系需要體現這樣的平衡；三是商業銀行的內部授權體系要有助于微型金融的發展，“目前，商業銀行的競爭性越來越強，而發展小微金融應當成為銀行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另外，潘功勝認為，從更為廣泛的角度看，小微企業、“三農”融資難、融資貴實際上也是整個經濟體制轉型滯后的反映。“一直以來，地方政府過度偏好經濟發展和過度依賴銀行融資、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等問題，造成銀行貸款偏向大企業、大項目，這也是各界質疑比較多的。客觀地說，相比小微企業，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對銀行貸款的爭奪更有競爭力，大項目、大企業的相對優勢削弱了小微企業的融資能力。在宏觀經濟環境偏緊的時期，考慮到銀行的風險偏好、維護大客戶關系的行為偏好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大項目、大企業相對小微企業來說優勢更為顯著，導致企業信貸供求矛盾更加突出，資金可獲得性下降。”

　　潘功勝表示，降低地方政府過度經濟發展的偏好，地方政府融資機制改革十分必要。同時，繼續推動國有企業改革，使其成為具有較強約束力的市場主體，強化對地方政府融資行為和國有企業融資行為的財政約束，改善社會資金供求關系結構，提高資金資源的配置水平，提升微型金融服務供給的可得性。

　　中國版普惠金融如何推進？頂層設計很關鍵

　　“發展普惠金融是一項關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型、關系到人民福祉的偉大事業，同時也是一項需要各級政府、監管部門、金融機構和社會各界共同關注和參與的系統工程。堅持普惠金融的理念，堅持民生金融優先，讓改革和發展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所有人群、所有地區。”潘功勝表示。

　　“關于推動中國普惠金融發展，我想提幾個建議。”在他看來，首先要做的就是完善頂層設計。“明確普惠金融發展的目標和改革路線圖，建立更具包容性、面向‘三農’和小微企業的普惠金融體系，實現要素、服務和保障在城鄉間均衡配置。”

　　其次，要創新普惠金融市場體系。“鼓勵金融機構創新基于農村各類產權的金融產品，有效盤活農村存量資產。支持小微企業依托多層次資本市場融資。建立多渠道、廣覆蓋、嚴監管、高效率的股權融資市場，健全適合創新型、成長型企業發展的制度安排，為處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業和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提供便捷、靈活、多元的投融資服務，培育私募市場，鼓勵引導創業投資基金支持中小微企業。大力發展涉農、涉小保險產品，增強保險對‘三農’和小微企業的覆蓋面和保障能力。”

　　第三，要完善普惠金融組織體系。大力發展貼近市場和微觀經濟主體的小型金融機構，建立大中小型金融機構并存的普惠金融機構體系，切實降低金融服務成本和費用；優化金融機構準入，在加強監管的前提下，加快推進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發起設立小微金融機構，促進市場競爭，增加金融供給；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提升普惠金融的技術水平、效率，提升普惠金融的廣泛性，降低運行成本。

　　第四，建立普惠金融政策保障體系。針對中西部落后地區金融服務不足的情況，繼續實施差異化的貨幣金融政策。發展縣域綜合金融服務平臺，針對偏遠地區、農戶和小微企業等弱勢群體的信用信息、融資擔保、支付結算等各類金融需求，建立綜合性金融服務平臺。同時，建立政府擔保基金和融資性擔保公司。

　　第五，要加強金融消費者保護和教育。要妥善處理金融消費糾紛，保護弱勢群體在獲取金融服務過程中的合法權益；加強金融知識的普及與宣傳，提高國民金融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