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1月下旬召開的國務院吹風會上，面對眾多國內外記者有關我國貨幣政策、金融監管等諸多提問，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對貨幣政策、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以及存款保險等多個話題進行了解讀。2月2日，在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潘功勝并不諱言在國內外經濟形勢異常復雜的當下，作為貨幣政策制定者和金融宏觀審慎監管者所面臨的挑戰。“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一種手段，如何在這些問題之間把握平衡，既是一種技術，也是一門藝術，既要保持定力，也要主動作為。”

　　貨幣政策：保持定力主動作為

　　從人民銀行過去一年來的工作節奏不難看出，在國內外經濟形勢異常復雜的背景之下，人民銀行在金融促進實體經濟發展、降低融資成本、促進調結構、轉方式以及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方面，是“蠻拼的”。

　　對于去年人民銀行的工作，潘功勝點了贊。在他看來，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換為目前的中高速增長，經濟運行特征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同時，大家對經濟形勢的認識也并非一致。在這種背景下，把握好各要素之間的平衡、正確運用貨幣政策并非易事。“過去幾年，人民銀行不斷創新宏觀調控思路、方式和工具，瞄準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在加強預調微調的同時，加大定向調節力度，比如針對小微企業和‘三農’金融需求，加大再貸款、再貼現調節力度，實施定向降準；同時把貨幣政策調控與深化改革緊密結合起來，全面深化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存款保險制度等金融改革，寓改革于調控之中。所有這些，都是要加大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更充分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金融如何更好地在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防風險之間尋找平衡，需要統籌兼顧，綜合平衡。經濟增長不太好的時候，往往就會有聲音要求貨幣政策“放水”，希望人民銀行降息、降準；等到經濟稍熱一些，通脹率或資產泡沫上去了，也會有另一種聲音，認為央行“票子”發多了。這些周期性因素過去就存在，現在又處于三期疊加、調結構促轉型的特殊階段，國際上不確定性因素也較多，情況就更復雜。“我認為，這里的關鍵是如何把握好度。既不能坐視經濟過度下滑無所作為，也不能因為月度、季度之間的一些小波動驚慌失措，失去定力。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一種手段，如何在這些問題之間把握平衡，既是一種技術，也是一門藝術，既要保持定力，也要主動作為。”潘功勝這樣表示。

　　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長為12.2%，控制在年初設置的13%目標之內。2014年12月，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6.77%，同比下降0.42個百分點。其中，小微企業貸款占比環比上升4.7個百分點，農戶貸款同比增長19%，超過全部貸款增速6.7個百分點。對此，潘功勝表示，“這說明貨幣政策總體上保持了松緊適度，兼顧了總量穩定、結構優化和防范風險”。

　　金融創新：效率與風險的平衡

　　近兩年來，中國的金融創新飛速發展，這也考驗著監管者的智慧和策略。在談到這一話題時，潘功勝以當前人們較為關注的互聯網金融為例說，“近年來互聯網金融的迅速發展，在提高金融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金融普惠性以及促進民間融資陽光化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無論是對現有的金融機構，還是對金融創新業態，監管者都會站在中性角度和金融運行規律上去看待問題，需要在創新、效率和風險之間尋找均衡，既要鼓勵金融創新、鼓勵其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又要控制好風險。”

　　具體來說，“互聯網金融分為幾種業態，包括第三方支付、P2P、眾籌融資，也包括銀證保、資產管理公司等通過互聯網進行的金融產品銷售。這些業態性質不同，法律關系也不一樣，監管會把它們區分開。這方面國務院已經有了明確分工，一行三會都有任務，目前人民銀行牽頭制定的《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也將盡快出臺。”潘功勝表示。

　　他同時提出，對監管者而言，管好百態各異的金融創新同樣面臨挑戰，也需要時間去觀察和分析。“但互聯網金融畢竟還是金融，沒有改變金融的本質屬性。是金融就要關注風險，而且這種風險的外溢性很強，國際上，對于金融尤其是吸收公眾資金的金融監管都是嚴格的。盡管互聯網金融分不同業態，管理方式也會不同，但不論金融機構還是互聯網企業，只要做相同的業務，監管的政策取向、業務規則和標準就應大體一致，不應對不同市場主體的監管標準寬嚴不一，引發監管套利。”

　　從“讓子彈飛”到“紅線底線”論，再到當前被多次提及的門檻論和嚴格監管，對于以互聯網金融為代表的金融創新而言，未來的監管力度是否會傷其“筋骨”？對此，潘功勝表示，這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以P2P網貸平臺為例，如果平臺僅扮演信息中介———也就是為借款方與出借方搭建一個交易的平臺，監管層可以對其實施‘弱監管’。但如果平臺從事了本應受到嚴格監管的金融業務，風險度高、受眾面廣，就必須納入現有金融監管框架，按照現有的金融監管規則監管。這種監管是公平的，不會因為你把線下業務搬到線上就會有區別。并且，這種監管可能并不局限于所謂的資金托管，或許還會有適當的市場準入和分級監管。相反，如果你僅僅是用自有資金開展業務，或只是一個信息平臺，非不吸收公眾資金，監管力度就會相應弱一些。比如小貸公司，按注冊資本的比例給小微企業和農戶貸款，不涉及公眾存款，在準入標準、監管強度等方面就會有所區別。同時要在評級基礎上實施分類監管，好的小貸公司可以擴大融資杠桿，形成正向激勵。”潘功勝這樣說。

　　普惠金融背景下，實體企業貸款也要適度

　　在中國發展普惠金融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近年來，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到金融部門，在推動普惠金融方面都投入了不少精力，也給了不少政策，取得了一定成績。但這個問題似乎還沒有得到徹底解決。

　　潘功勝對此表示，金融服務小微、“三農”面臨的問題，需要從多個層面來解決。“從宏觀經濟角度看，過去，中國經濟增長結構以投資、出口為導向，地方政府融資、房地產融資、大型國企融資占用了大量的社會資金資源；同時，這類機構又對資金價格不敏感，對小微和‘三農’融資的擠出效應不容忽視。換句話說，如果不改變地方政府的融資行為，不改變國企的‘預算軟約束’，不改革資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這些部門的融資行為依舊不會理性，也依舊會把小微企業和農戶融資需求‘擠出去’。”

　　從微觀角度看，商業銀行是逐利的，也需要嚴防風險。而小微企業和涉農信貸運營成本、風險水平都偏高。潘功勝表示，要調動起銀行服務的積極性，站在國家層面，需要有政策安排，在財稅、貨幣政策和監管政策等方面形成正向激勵。這方面政府背景的信用擔保體系也要發揮作用，降低信貸風險水平，彌補風險溢價，正向激勵銀行開展普惠金融業務。

　　從金融機構自身層面說，潘功勝表示，中國資本市場發展、金融市場對內對外開放、要素價格改革，包括潛在增長率下降等，都會壓縮金融機構盈利空間，這就需要金融機構重新審視發展戰略。事實上，“農村金融、小微企業金融等微型金融市場需求巨大，金融機構實施戰略轉型以及全方位調整優化資產、業務結構有廣闊空間。這一過程中金融機構如果能把服務方式創新、風險管理技術、業務交易成本控制等做成強項，形成核心競爭力，未來競爭中就可能比別人站得更高。”

　　當然，實體經濟自身的健康發展和新增長點的培育，也是提高資金可得性、降低融資成本的重要因素。“正如企業借錢發展要有度，金融扶持實體經濟也要有度，否則同樣會造成不良后果。金融危機剛開始后，由于寬松的融資環境，一些企業獲得貸款過于容易，部分企業不用這些錢搞實業，反而搞起了房地產投資和違規的金融業務，或者過度負債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可以說，過度融資把一些企業送上了不歸路。以溫州為例，一些企業走向破產，問題的本質就在于產業創新升級跟不上時代步伐，部分金融機構的責任則很可能是放松信貸標準和過度放貸，對一些不符合貸款條件的企業，搞一些復雜而又不真正有效的擔保鏈條，既推高了融資成本，也會導致資金配置扭曲，最終反而放大了風險。”

　　“從國際經驗看，發展普惠金融最重要的，可能并非融資條件的過度寬松，而是征信等外部環境的改善。”潘功勝表示，“政府以及各方面應加大信息公開力度。未來中國征信行業會有較大發展。今年初，人民銀行要求8家機構做好個人征信業務準備工作，這些機構未來也將提升小微企業和農戶實現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

　　此外，現在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多發展一些民營銀行，借此推動民營經濟發展，給小微企業提供服務。對此潘功勝表示，應該站在更高層面看待民營銀行：“民營銀行也是商業銀行，只不過是由民營資本發起設立的。在我看來，在進行市場準入監管時，對待資本應該是公平的。不管是國有資本、民間資本還是外資，只要符合一定條件，就可以成為銀行股東。這里涉及金融機構監管模式的轉變，現在的監管模式是‘嚴市場準入、寬事中監管、無退出制度安排’，我認為這種模式要改成‘公平市場準入、嚴格事中監管、制度化市場退出’，為豐富金融機構類型、增加競爭性金融供給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