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委常委、紀委書記黃先耀前日參加省政協分組討論會時特別指出，不收斂、不收手的問題在廣東也有存在。他舉例，近期被調查的廣州市政協原副主席潘勝燊，經調查在十八大后收了7筆錢，一共1700萬元，其中5筆共1200萬元是在萬慶良案發后收受的，“這種情況還不止他一個”。

　　在保持懲治腐敗高壓態勢下，在把十八大后不收斂、不收手列為查處重點后，一些人仍然不收斂、不收手，依然我行我素，甚至變本加厲，這恐怕是個帶有一定共性的問題。在潘勝燊之前，有海南省原常務副省長譚力，在中央巡視組已經進駐海南時，他還肆無忌憚與老板們打高爾夫球；有安徽省政協原副主席韓先聰，在中央紀委對他宣布立案調查決定的當天，手機信息還顯示其中午晚上各有一次飯局。而在黃先耀指出廣東也存在不收斂、不收手的問題之前，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就曾感慨：“從最近查處的案件來看，有的人還不收斂、不收手，令人震驚。”

　　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這樣的處境按說對腐敗行為和腐敗分子“很不妙”，為什么一些人還是不為所動，不收斂、不收手呢？這個問題值得研究。腐敗分子一般是機會主義者，總是心懷僥幸。看到“老虎”落馬，認為自己不過是一只小小的“蒼蠅”，也許不會輪到自己頭上；或者剛好相反，認為反腐不過是做做樣子，打幾只“蒼蠅”而已，自己的“老虎”屁股誰敢摸？或者還認為，以中國之大，“老虎”、“蒼蠅”之多，自己或為“老虎”或為“蒼蠅”，應該不會就那么精準地打到自己身上。

　　但僥幸心理未必能解釋所有的不收斂、不收手行為，因為機會主義者還有另一面，一些人在雷霆萬鈞的反腐形勢下，或許更愿意選擇“潛伏”而不是頂風作案。這當然并不表明他們從此就洗心革面，但“不敢腐”的氛圍的確也賴此形成。在此大局中，少數人竟然不收斂、不收手，這使他們仿佛成為一種“異類”。對他們而言，“殺雞”固然沒有起到“儆猴”的作用，連“殺猴”也沒有起到“儆雞”的效果。近在眼前的萬慶良案發之后，潘勝燊為什么還敢收受1200萬元？個中原因，或許只有當事人心知肚明。王岐山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的工作報告中指出，被立案審查的黨員干部要寫出懺悔錄。那么，那些十八大后不收斂、不收手被查處的人所寫的懺悔錄，就應有別樣的價值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這兩年查處的案件和巡視發現的問題看，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主要是在實現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還沒有取得壓倒性勝利。少數人在十八大后不收斂、不收手，表明腐敗活動并沒有絕跡，為人們理解這一重大判斷、理解反腐嚴峻復雜形勢提供了生動素材。毫無疑問，十八大后不收斂、不收手的人和事，是必須持續嚴厲查處的對象。因為不收斂、不收手，無論出于何種動機，在客觀上都是一種故意對抗，這種行為不僅增加腐敗存量，甚至可能成為腐敗回潮的惡劣示范。而弄清楚為什么至今還有人不收斂、不收手，還有什么土壤讓人不收斂、不收手，顯然有利于推進反腐敗斗爭。（作者滕朝陽，北京青年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