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的話：

　　醫療衛生是重大民生，有說不完的話，解不完的題。

　　本刊從今日起推出“醫道求索”欄目，邀請部分醫藥衛生界政協委員、專家學者探醫理、話醫改，希望對讀者科學看待現代醫療技術，理性面對醫改中存在的各種問題，有所裨益。

　　普通感冒到醫院就診有時還要做CT。對于這種荒唐的“過度醫療”現象，湖南省湘潭市建立了醫保醫療費用評審專家制度。從2014年6月至10月，通過專家評審、結合現場稽核、網絡監控等措施，湖南湘潭市醫保局拒付違規醫療費用300萬元。我在新華網看到上述報道，為湘潭治理過度醫療的措施鼓掌。但同時也感到過度醫療的現象不僅在中國，甚至在世界許多國家都時有發生。

　　過度醫療是指實際醫療超越了“救治病人的規范標準”，或者說有些診療措施是不必要的。醫生都希望治好自己的病人，于公，醫者仁心，以救死扶傷為天職；于私，關乎個人名譽和前途。因此，中國絕大多數醫生是盡心盡力診治病人的。然而，過度醫療的存在也是不容否認的現象。我們曾對國內數十家醫院做過回顧性調查，由于不同地區經濟水平的差異，同一疾病的治療方式和治療費用存在著很大差異。病人的支付能力對治療方案的選擇有很大的影響。中國不同地區、不同層級醫院的水平差異明顯。客觀上講，城鄉醫療水平的差異在全球許多地區都存在，在中國尤為突出。

　　新一輪醫改啟動以來，中國優質醫療資源分布不合理的狀況仍未有本質上的改變。我們收集到的調研數據顯示，食管癌的診療費用在縣級醫院、地市級醫院和省級醫院（3年間）的平均費用之比為1:2:3。在制定惡性腫瘤的診治標準時，中國專家團隊更熱衷于參照美國NCCN（國立綜合癌癥網絡）的診治標準，期望中國能與全球的一流水平接軌。然而，美國腫瘤病人的人均治療費用是中國的數十倍。誰來為中國病人支付如此巨大的費用？其實，美國可以被認為是全球過度醫療最嚴重的國家，但同時也是全球醫療水平最高的國家。

　　中國醫院的醫療費用可以說醫院越大，費用越高。而中國“看病難”的問題常常集中在大城市的大醫院。實際上，中國醫院越來越大，許多三甲醫院的年（醫藥）收入從上個世紀的幾億元（人民幣），逐步上升到十幾億元、幾十億元。大醫院看病明顯比中小醫院貴，可是前者門庭若市,后者卻門可羅雀。中國病人就醫選擇的趨高性在全球都是很突出的。衛生行政部門力圖通過疾病的臨床路徑和單病種付費的方式控制過度醫療。但在中國推行規范化的診療標準遇到了“中國式”挑戰。如何確定規范化的診療標準是醫療專業問題？還是醫保政策問題？中國13億人口采取美國式的診療標準根本行不通。美國以18%的GDP費用支撐3億國民的醫療尚且一籌莫展，中國僅以5.3%的GDP費用維持13億人的醫療確實是挑戰執政能力。

　　因此，從宏觀上講，即使推出一個“中國式”的基本醫療標準也很難約束醫療行為。過度醫療在醫院、醫生以及病人身上都有主觀的沖動。用制度和規定懲戒湘潭的無良診療行為是必要的，世界各國的醫療保險部門都在做著同樣的事。但是，對于新技術、新設備、新藥品對醫療費用增長的強刺激，保險的“堤壩”很難阻止“洪水”的沖擊。這是社會文明自然發展的趨勢，無論我們如何竭盡全力控制醫療費用上漲，事實上在最近10年，中國醫療衛生總費用支出仍至少上漲了3倍。

　　盡管醫療標準和水平是過度醫療的主要癥結，醫務界仍應反省在過度醫療背后隱藏的道德危機。德國柏林大學教授胡佛蘭德（1762-1836）在《醫德十二箴》中告誡醫生，對待所有事物的一個基本法則是：規范所有的行為旨在盡可能實現職業的最高目標：即救死扶傷，治病救人和減少痛苦。極少數醫務人員企圖靠病人的饋贈改善自己的生活，違背了“不乘人之危，勒索厚禮”的古訓（清代黃凱鈞《友漁齋醫話·橘旁》）。

　　醫院也應反省自己的發展理念。政府應該做的是不要過度依賴醫療的收入發展醫院。新一輪醫改中要注重解決公立醫院的補償機制問題，堵死醫院在求生存的借口下，滋生趨利行為。要嚴肅處理個別醫生的不端行為，維護醫界名聲。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癌癥基金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