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大河報》報道，人工天河紅旗渠，是河南林州的一張“名片”。近日當地官方主辦的紅旗渠網，發出一則旗幟鮮明的“民意征集”——如果“林州市”改為“紅旗渠市”，是否也能像大庸改張家界一樣給百萬林州人民帶來不爭的紅利？此事一出，在當地在網上都引起熱議。

　　地方更名，可別盲目爭“名”奪利

　　改地名要經過嚴密的法定程序，且要付出切換成本，所以不可貿然而為。

　　雖說林州市改名“紅旗渠市”，只是一個網站的“民意征集”，林州市委相關領導也做出回應，表示改名一事涉及林州大政方針，目前并未上升到政府層面，但基于調查網站的官方背景，再慮及近年來的地方改名潮，這不免讓人浮想聯翩：這一舉動是否夾帶著為當地政府“投石探路”、“預熱暖場”的意向。

　　不可否認，紅旗渠要比林州的名頭響，而之前也不乏地方通過改名獲取紅利的先例，但若以此作為改名的理由，不免有些牽強。根據1979年12月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暫行規定》，有損我國主權和民族尊嚴，帶有民族歧視性、妨礙民族團結，帶有侮辱勞動人民或極端庸俗性質，以及其他違背國家方針政策等4種情形下才必須更名，而對于不是明顯屬于上述范圍的可改可不改的地名，則明確規定一律不要更改，即便是紀念革命先烈，也要求一般不更改地名。

　　該《規定》總則部分還指出，“地名是歷史形成的，應當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對待，以保持地名的穩定性”。據史料，早在金貞佑三年也即公元1215年，便有林州之地名。而紅旗渠工程于1960年2月動工，至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歷史名稱的出現要比前者晚700余年。1994年林縣更名林州市，而不采用“紅旗渠”的名稱，保持歷史地名的傳承，就是個重要原因。

　　況且，更改地名有著極為嚴格的審批程序。根據上述《規定》，“地名的命名、更名要慎重對待，要從實際出發，深入調查研究、充分走群眾路線，嚴格履行審批手續，不得擅自決定。”可在該網站“民意征集”說明的字里行間，帶有強烈的傾向性、誘導性。它縱然收集了部分網民的意見建議，但也只能代表部分人，不能作為林州市民的集體認同，或是逐級向上呈報、由國務院審批的依據。

　　更何況，更改地名也需要付出不菲的名稱切換成本。一個地方改名，是個系統工程，它意味著居民身份證、戶口、單位名稱、公司公章、地圖等都要改。誰能肯定，改名后的紅利抵得上這筆成本？而公眾作為成本分擔的“受體”，又該由誰來進行利益補償？……這些附帶性問題都決定了：地方改名須審慎評估、周全考量，切不可為爭“名”奪利貿然而為。

　　□雨晨（法律學者）

　　別對改地名抱有“負面想象偏好”

　　“窮則思變變則通”，對林州等地來說，改地名或許就是契合發展所需，它本無可厚非。

　　地名說改就改是勞民傷財，是自斷文脈，是想揠苗助長的政績沖動……“林州市”改名“紅旗渠市”的相關調查出來后，激起一片爭議與批評聲。地方想謀發展得先勤修內功，不可搞投機，話是沒錯。問題是，誰說“修內功”跟“換包裝”就是矛盾的？它背后承載的發展焦渴，又有誰來紓解？

　　事實上，我在某門戶網站的跟帖上，就看到有些當地網民對更名建議表示支持，認為“改名也是生產力”“為嘛要一棒子打死”。盡管這未必就等于當地普遍民意，但無法排除輿論風向跟當地民意不一致的可能：畢竟，看客式“坐而論道”未必就能理解局中人的想法。

　　人也好，地方也罷，名字雖是個符號，但不是簡單的阿貓阿狗一樣的代號，而包含著文化認同。應看到，就知名度來說，林州遠不如紅旗渠有名，走出林州的林州人總拿紅旗渠來注釋林州的地標也挺尷尬。既然如此，希望家鄉有個響亮的名字，本是種樸素的情結，有何不能理解呢？

　　是的，地方更名多離不開“知名度”背后的利。可逐利本沒什么不好，地方立足于經濟建設不是什么原罪，只要契合民意、程序得當。而改革開放以來，全國縣一級以上地方改名的并不少見：1988年灌縣更名為都江堰市、1994年大庸市更名為張家界市、2001年中甸縣更名為香格里拉縣、2010年襄樊市更名為襄陽市……都是迎著爭議卻收獲紅利，呈現出“臭豆腐”效應——聞起來臭但吃起來很香。這樣的經驗，未必不可復制。

　　要注意到，這些地方所更之名，或用著名景點來替代，或還原歷史悠久的稱謂，共同點是用更知名的地標取代原有的行政區劃名稱。到頭來，這既有利于地方文化標志的“軟推廣”，也更方便記憶地名，避免出現空間上的錯覺和指代上的混淆。

　　“窮則思變變則通”，對林州等地來說，改地名或許就是契合謀發展所需，只要遵循了法定程序，經過了縝密的利弊權衡，就無可厚非。當然，其前提也得是化爭議于事前，將決策依據與成本考量等以“政務臺賬”的形式公之于眾，并接受審查、評判、批準等機制的許可。

　　□房清江（地方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