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央首曬"紅包"治理清單 透視 5.2億元背后是什么？

　　10萬余人主動上交“紅包”及購物卡、涉及金額5.2億元，查處2550人，涉及金額2.5億元。日前，在持續一年多、正進入收尾階段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一張中央首次曬出的“紅包”整治清單引發關注。

　　有專家稱，這張清單意義深遠，意味著年初中紀委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反腐新路徑——將治理收送紅包禮金作為重點，已經落實并取得初步成效。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蔡志強說，“紅包”和購物卡一直被視為灰色收入，處于腐敗與人情的“曖昧”地帶。這是一種范圍很廣，影響惡劣的腐敗行為。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對此有針對性地開展整治，從根子上尋求解決之道，在社會心理和一些制度難以覆蓋的方面形成有效之策。

　　一些主動上交“紅包”禮金的干部說，“現在看來，過去那些被當作‘人情’的小錢，以后都會跟腐敗掛上鉤，不敢再隨便收了。”

　　官場“意思意思”積累5億元“紅包”

　　教育實踐活動以嚴的標準、嚴的措施、嚴的紀律查找和解決問題，以釘釘子的精神反“四風”，出重拳、用重典，標本兼治、扶正祛邪，推動作風建設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效。

　　梳理這份成績單，從被通報的部門來看，金融、醫療、能源等監管部門，以及部分地方領導班子人員頻頻涉事，“實權”部門及“實權”崗位成為紅包腐敗的高發區。

　　從金額看，各地平均上交的“紅包”從幾百元到數萬元不等：在浙江省，7000余人上交“紅包”3300萬元，人均近5000元；天津市披露的數據表明，370人上交10萬余元“紅包”，人均不到300元。

　　“沒有權力的人不會收到紅包，紅包首先是對權力的靠近和腐蝕。”中央黨校研究室教授辛鳴認為，長期以來，這種官場潛規則一度登堂入室，領“紅包”辦事成了“明規則”。

　　《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明確規定：禁止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影響謀取不正當利益，不準“在公務活動中接受禮金和各種有價證券、支付憑證”。據了解，這一規定就包含各類現金紅包以及銀行卡、購物券等，以及各種充值會員卡、可支付現金卡。

　　中國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說，為便于實際操作，近年來各地紀檢部門還普遍有規定，收取的禮金應當在一定時間內上繳，納入財政或廉政基金，否則將構成違規收送“紅包”，領導干部、公職人員要被“先免職再處理”。

　　“紅包”都是用來干什么的？

　　在黨的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中央紀委負責人就曾表示，重點糾正領導干部利用婚喪喜慶、喬遷履新、就醫出國等名義，收受下屬以及有利害關系單位和個人的禮金行為，是2014年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主要任務之一。

　　“掌握審批權、有權對稀缺資源進行分配的部門，往往有收受紅包和購物卡的腐敗風險。一些人把收送紅包當做人情‘潤滑劑’，結果是搞壞了黨風，形成不良風氣和社會文化，形成極其惡劣的社會毒瘤。”蔡志強說。

　　被通報的案例可歸納為以下幾種類型：

　　——“保護費型”。比如，廣東省鶴山市委一常委曾“帶隊”拿“紅包”。2013年初，鶴山市委常委梁某帶領鶴山市政府辦公室主任盧某等12名市直機關單位干部，接受某房地產開發商的宴請，并各收受該房地產開發商贈送的1萬元紅包。

　　——“蛀蟲型”。上海市紀委通報，2010年7月至2013年12月間，在長達三年多的時間內，浦東新區金融服務局以“會務費”等名義虛列支出，實際將公款用于購買購物卡和接待等，嚴重違反財經紀律。

　　——“借機斂財型”。天津市紀委通報，其下屬郊縣干部楊某借女兒結婚之機，收受同事、朋友禮金8.9萬元。被紀檢部門勒令一一退還。

　　據了解，除了上述通報的案例，事實上，近來，在反腐高壓下，“紅包”新伎倆層出不窮。“包括‘微信紅包’在內，一些新的腐敗載體隱蔽性更強，已經成為紀檢部門打擊的新焦點。”高波說。

　　記者采訪了解到，一些儲值購物卡仍在國慶期間公開銷售。記者在北京各大商場的門口仍看到，不時有人向顧客收購各種禮品卡獲利，他們的目標客戶通常是一些官員家屬和國企員工。而網絡上，可以作為“紅包”奉送的各種禮品銷售火暴。其中，亞馬遜、淘寶等知名電商網站在各地超市、便利店發售各種面值千元上下的禮金卡，在網站上就能消費使用，甚至還可轉賬。

　　多位受訪專家表示，治理“紅包腐敗”是反腐工作更見微知著、以小見大的具體體現。在抓“小問題”做“大文章”的新共識下，各地紀委紛紛出臺了更加細致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定。廣東省紀委就發文進一步明確了收送“紅包”違規情形：一是用公款贈送“紅包”；二是收受管理或服務對象的“紅包”；三是授意或委托特定關系人收送；四是多次收送“紅包”。對于這四種情形，一律將對當事人先免職再作處理。

　　強化“不敢腐”，向“不能腐”“不想腐”邁進

　　整治活動取得了巨大成績，同時也暴露出了各地情況的差異和一些不足。記者在目前公開的30余個省區市教育實踐活動成績單中看到，僅有5個地方曬出了上交“紅包”的金額，其余地方只是曬出了上交人數，違規細節鮮有提及。

　　蔡志強認為，仍有一些部門在公開“紅包”數量和人數上有所遮掩、避重就輕。從黨務公開的角度，黨員應該及時向組織公開，組織應該向社會公開，保證作風建設有效性，向社會公開之后，還會形成一定約束。“落實制度和政策要不打折扣。”他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任建明說，一些地方在反腐信息公布上遮遮掩掩，中央層面可及時跟進政策要求，將“紅包”治理常態化。在強化干部“不敢腐”觀念的同時，向“不能腐”“不想腐”邁進。

　　蔡志強表示，從清單上看，各地情況差異較大，這與有關部門的判斷和執行標準不同有關。從當前的形勢看，不排除一部分人存僥幸心理不上交“紅包”，也有一些人上交的原因是迫于一時壓力。

　　如何改變乃至消除長期存在的官場“紅包”現象和“紅包”文化？蔡志強認為，一要有明確制度約束，有嚴格的追究機制，應該完善黨的紀律和相關法規，把收受“紅包”視同違紀；二是制度設置要科學，具體執行必須嚴格。

　　此外，不少專家認為，將收受“紅包”入刑也是解決問題的途徑之一。“收紅包就是受賄，送紅包就是行賄，尤其是一些企事業單位，更加應該明確。”任建明說。他建議，將公職人員收受禮金進一步納入法律法規的監管范疇。“要從根本上遏制‘辦事就要給人好處’的風氣，讓權力真正得到監督，改變部門、崗位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任建明說。（王存福、翟永冠、杜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