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凌晨，三亞市人民醫院外科醫生王錫雄在搶救受傷女子時，遭遇一名陌生男子暴力阻撓、毆打，王錫雄在遇襲時仍不放棄搶救，病人最終獲救。王錫雄的這一行為引發輿論關注和討論。20日下午，遇襲的王錫雄向記者回憶事發經過，稱挨打時仍然救人只是盡了醫生的職業本分。（8月21日《新京報》）

　　在醫療行業有一個很形象的比喻，那便是醫患關系是“戰場”，急診科就是“前線”，傷醫的暴力事件頻發，除了醫患之間的信任不足之外，當然還有醫院的治安和安保措施不力，特別是針對急診科這樣的重點區域，沒有配備足夠的安保人員，以及時應對忽發的事件，這其實暴露出醫院在管理上存在極大的漏洞。

　　確切的說，醫生面臨的群體不一，面臨很大的安全隱患。比如很多傷醫事件也非完全因為醫鬧所引發，而是所面臨的群體的不確定性，比如有間歇癥狀的精神病人，比如有暴力傾向的狂躁者，還有像本案中那位有可能為了推卸責任的當事人。在很多情況下，醫生并不知道自己將會面臨什么樣的風險，也無法對其進行有效的應對。

　　突發情況下就需要突發應對的能力。現在醫院的主要精力往往放在對付醫鬧之上，但在應付突發情況和緊急事件上，還存在著明顯的不足。值班醫生正在對生命線上搶救病人，自己卻面臨著暴力阻撓、毆打的情況，這種情況下其實已不具備救治的條件，醫生出于對自身安全考慮選擇放棄，也并不違背職業操守，反之，若是讓每一個醫生都是經受生死考驗的時間，還依然“用生命在搶救”，這其實有違人性化原則，也屬于用典型性標準去拔高普遍性原則，對醫生來說并不公平。所以，醫生的行為固然值得獎勵，但無法也不能做到普及。

　　真正的獎勵其實是讓醫生有一個相對安全和穩定的環境，使他們在救治的過程中，免受思想和行為的干擾，更沒有生命的危險。2013年10月，國家衛生計生委和公安部發布《關于加強醫院安全防范系統建設指導意見》，要求二級以上醫院保安員數量應遵循“就高不就低”原則，按不低于在崗醫務人員總數的3%或每20張病床1名保安或日均門診量3％的標準配備，以加強醫院安保防范。可以預料的是，假若這一要求得到了落實，在急診等重點場所的安保人員配備到位，那么像毆打、掐脖的行為就會得到及時的制止，醫生也不會處于“用生命救治”的危險之中。

　　事實上，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處于轉型期的特殊階段，整個社會的風險都在不斷的增加，特別是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個體的情緒處于波動和易暴期，從而增加了公共服務者的職業風險。不僅醫生如此，其他如老師同樣如此。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回味和沉浸在過去的標準，而應與時俱進應對“風險社會”出現的一切可能，切實有效增加醫院的安保措施。同時，將醫院可納入公共場所管理，也應當由理論落到實處。醫生安全有了保障，整個社會才會少一些無人救治的恐懼。（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