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皇帝和日本明治天皇

　　1893，日本全速啟動戰爭機器

　　開篇的話：120年前的7月25日，隨著豐島海域的隆隆炮響，甲午戰爭正式爆發。這場戰爭對于中日兩國國運，乃至整個亞洲的局勢都產生深遠影響。時值甲午戰爭爆發兩甲子，《環球時報》推出系列報道以饗讀者。

　　日本當今很多右翼分子篡改歷史，宣稱甲午戰爭爆發時日本是被迫卷入的，因為當時日本國力遠弱于中國，能“以弱勝強”靠的是全國上下一心和日軍奉行的武士道精神。《環球時報》記者通過查閱日本方面史料，試圖還原甲午戰爭爆發前的1893年，那個無論在經濟、軍事、情報還是輿論等各領域都充斥著硝煙味道的日本社會。

　　從上至下為海軍籌錢

　　經過多年的明治維新，日本在近代化工業領域已經超過當時的中國。1893年，日本以民營為主的航運業有16萬噸船舶，航線通達亞洲各地，中國只有一家輪船招商局，總噸位不及日本1/6。到1894年，日本私營鐵路達2473公里，為官營鐵路929公里的兩倍半以上;同年年底，中國僅有官辦和官督商辦的鐵路425公里，僅為日本鐵路里程的1/8。

　　然而明治維新從一開始，就擁有一個明確遠大的海軍戰略目標。明治天皇諭令：“海軍建設為當今第一急務，應該從速奠定基礎。”他決定把原來幕府海軍集中起來，要求各藩所轄軍艦全部“獻”給中央政府。同時明治天皇立下雄心勃勃的計劃，要讓日本未來的海軍規模超過英國，為此日本政府的撥款大幅向海軍傾斜，不但海軍經費猛增至和陸軍等同，其他資金也多用于海軍。

　　自1893年后的6年間，明治天皇每年從內庫中拿出30萬元帑銀，用于海軍建設。這筆費用超過皇室開支的1/10。此舉帶動日本政府和議員主動獻出1/4薪俸用做造艦，其他公務員也捐出薪俸的一成用于海軍發展。明治天皇用“餓肚皮”的方法給文臣武將起的“帶頭作用”，令日本軍人得知后涕淚橫流，呼號喧囂之聲滿營。日本民眾也接近瘋狂。當時的記錄顯示，一天只有20錢的勞動者捐獻10錢，連給小孩壓歲的幾個銅板也用布包好后貢獻出來。

　　這期間，歐洲幾大造船廠也都能看到日本官員的身影。這些矮個子們身穿燕尾服、頭戴大禮帽，到處鞠躬，拼命打聽哪里有適合日本的艦船出售。后來日本人的回憶錄稱，歐洲人見其樣子可笑常常譏諷之，他們只能“淚流滿面，但馬上露出笑容繼續詢問”。

　　軍政要員為戰爭四處串聯

　　陸奧宗光是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的關鍵人物之一，他被日本尊為“外交之父”。從1892年8月出任伊藤博文內閣的外相，到1894年7月才兩年便在朝鮮挑起中日戰爭，被陸奧宗光看作一生的得意之作。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將來有人編寫中日當時的外交史，必以朝鮮之亂為開端。陸奧宗光上任后極力推動與中國開戰，并將自己的意圖透露給同樣充滿野心的陸軍參謀次長川上操六。

　　1893年6月，日本在華的間諜培訓機構——日清貿易研究所的第一屆89名學生畢業。當時正在中國進行軍事考察的川上操六親自趕往上海參加首屆畢業典禮。負責學校教務的著名間諜根津一向學員們發出呼吁：“日清之戰迫在眉睫，此戰系以自詡富強之清帝國為敵手，不容樂觀……希望諸君暗查敵軍軍情及其他內情，為皇國效力。”川上操六在中國的視察結束后回朝鮮時，握著日本駐朝鮮公使大石正已的手激動地說：“在你的幫助下，我仔細地查看了中國軍隊。中國軍隊沒有腿(指交通機構)，我軍戰則必勝。”

　　為刺探中國情報，除了川上操六這樣通過正式渠道進行考察外，日本還向中國派出各種間諜。其中最著名的是學者型間諜宗方小太郎。他被稱為“中國通之第一人”。1893年10月，宗方小太郎應軍方要求，開始頻繁活動，撰寫大量報告，內容涉及中國的軍事、經濟和宗教等各方面。

　　1893年10月，時任樞密院議長的山縣有朋在《軍備意見書》中，根據相關情報表示：中國于1885年后在軍事上再無可觀投資與重大建樹，軍人吸食鴉片，精神頹廢、士氣衰微，而兵要在于精煉，此絕非二、三年即可練就。同年10月，小村壽太郎出任日本駐華代理公使。他積極倡導“日清開戰論”，被稱為“開戰的急先鋒”。小村擔任代理公使期間，精心搜集中國情報。北京外交界稱他為“鼠公使”，諷喻他猶如老鼠般狡詐地盜竊中國的情報。

　　曾擔任日本第4任和第6任首相的松方正義，甲午戰前正以前首相身份在家賦閑，但他對中國的野心卻從不收斂。伊藤內閣成員常找他征求意見。松方正義認為占領北京雖“聲名赫赫”，但“實際利益”遠不如占領臺灣重要。他還強調，“今日不能占領(臺灣)，則將永遠失去占領的機會”。

　　精英階層試圖改造對華觀點

　　不過在1893年，日本社會普遍還是將中國視為上邦大國。《明治大正見聞錄》的作者生方敏郎記錄說：“直到戰爭開始那天，日本老百姓也從沒有人認為中國人不好，更別提對中國有什么憎惡之情了。”日本評論家荒畑寒村在《寒村自傳》里也記述，“戰前，在日華人相當受歡迎，在橫濱賣衣服的中國人，可比在橫濱賣藥的來自富山的日本人更受優待。”

　　然而此時日本上層階級和知識分子反復宣傳稱，中國是個排斥近代化、因循固陋的落后國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福澤諭吉的《脫亞論》。“我國雖處東亞，然國中早有脫亞而入歐之民意。所不幸者毗鄰二國——中國、高麗……三者相較，彼二國何其相似乃爾，民眾并國家，均不思進取之屬。與其坐待彼等昌明，共興亞洲，莫若早脫其列，攜手西洋諸國，待彼二國，則如西人即可，子不聞近墨者黑乎？是故，我國勢必拒此東方之惡鄰于心念也。”

　　甲午戰前，日本媒體已相當開放，激進媒體也是導致日本國策由穩健轉向激進的重要推動力。當時日本《國民新聞》稱，“如政府屈服于中國，國民將趨于‘反動’，乃至大大的‘反動’。所謂‘日本人民被裹脅’的說法是不對的，實際上日本打中國是民心所向。”戰爭爆發后，隨著戰局的順利推動，原本只停留在知識階層的中國蔑視意識，很快滲透到普通日本民眾中。

　　伴隨著這種思潮，日本輿論也在貶低清朝來鼓動戰爭。日本學者荒尾精在報告中稱“清政府只派文官擔任軍隊統帥，文弱之風已成。這些文官平時不是貪污受賄，就是在詩酒之間較量指甲長短，向來不留意軍務。軍中高級將校大多目不識丁，平時沉溺于酒色與賭博，毫無志氣與操練。此種將校、軍隊不足懼。”日本民權思想家尾崎行雄則稱：“中國歷代有貴文賤武之風，乃尚文之民，非尚武之民;乃好利之民，非好戰之民。漫漫歷史長河之中，中國未能制造出一擊置人于死地之鋒利武器。”

　　時任早稻田大學校長的高田早苗也向政府建議:“清國與我之戰，猶如大力士與柔術手格斗，清國擁有四億人口，力量自然勝于我國，然彼不懂戰術，我則熟知之，故以我之有術抵其無術，恰如柔術手擊斃大力士。”

　　來自日本從上至下的這種推動，讓戰爭機器的啟動已不可逆轉。▲ （蔣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