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從世界各國城鎮化進程中，我們應當汲取什么樣的經驗教訓”這一問題，原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認為：“拉美、非洲等國城市化的歷史教訓已證實：沒有小城鎮作為‘攔水壩’，人口的洪流就會大量地涌入大城市;沒有小城鎮提供的就地城鎮化，農民進入城市就易引發‘貧民窟病’;沒有小城鎮對區域生產力合理布局的貢獻，內地與沿海地區的發展差距會越來越大”。(《中國經濟周刊》6月17日)

　　小城鎮能否成為大城市的“攔水壩”，這主要取決于小城鎮能否提供較好的工作、生活等社會配套服務。可即便在我們的發達地區，這也很難做到，因為全國資源配置普遍遵循先大城市再中等城市再小城鎮的法則。在資源配置不均的情況下，指望小城鎮作為“攔水壩”很容易回到一個“管”字上，結果就算管住了農民，讓他們不往城市流動，但也無益于改善其生活條件。

　　“貧民窟病”的本質是發展不均和差距過大。如果農民立足出生地卻看不到“出頭之日”，如果光鮮的大城市產生的誘惑無法抗拒，即便人為設立小城鎮這樣的“攔水壩”，也難以真正拴住農民的心，至多是催生戶籍政策倒轉，即用戶籍像風箏那樣“牽”住農民。

　　從另一角度看，眼下小城鎮的普遍問題是“有生存無生活”，即可以滿足一般生活需要，但難以提供工作、休閑、文化等更能改善生活質量的社會配套服務。許多從農村搬往小城鎮的農民，只不過是通過數年打工積累，將家從農村搬到了城鎮，但對他們自己而言，其春出冬歸打工的“候鳥”特征并無本質改變。

　　哪里資源豐裕，人們就對哪里趨之若鶩。當下有一個極其普遍的人口流動路線圖：從農村到小城鎮，再到中等城市，然后是大城市，最后是京滬廣深這樣一線發達的城市。限于高昂的流動成本，每一次向上流動往往并非出于自由選擇的喜好。

　　在這種流動路線圖上，除了職務晉升這樣不多的通道之外，更多人只能盡可能多地積累，攢夠進入更大城市生活的“資本”。每一次進入更大城市，均可能從頭干起。這樣的金字塔結構可能滿足專家們的奮斗想象，但從社會公平角度看，無助于縮小貧富差距，也不可能根治“貧民窟病”。因為城市離不開進城務工農民，而農民收入本來就低，由于沒有城市歸屬資格，不得不付出更高昂的生活成本。

　　“貧民窟病”確實是發展中國家經常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但避免這種現象不應回到強化戶籍管理的老路上，畢竟這種剛性管理模式無法順應人力資源自由流動的市場需要。當然，也許我們可以從另一角度尋找破解路徑，那就是改革傳統資源配置模式，通過對中小城鎮傾斜配置資源逐漸補齊短板。只有當中小城鎮滿足進入城鎮的農民的工作與生活需要，社會差距逐步縮小，“貧民窟病”才可能消解于無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