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著名人文學者、北京大學資深教授錢理群先生新作《我的家庭回憶錄》于日前在漓江出版社出版。該書主要回憶了錢氏家族在20世紀歷史變遷中的起伏跌宕人生。錢理群先生作為現代文學史研究專家，尤以魯迅、周作人與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見長，那么其新作在寄托個人情懷同時，又怎樣以“小家見大家”，凸顯出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人生抉擇與命運縮影？也許從錢理群先生對其父親錢天鶴先生的回憶撰文中能窺得一二。

　　書桌上放著一本《錢天鶴文集》。

　　這是我編的書，為我父親編的書。

　　這是一位“中國現代農學界的先驅”半個世紀（1916-1958年）思考的結晶。

　　但早就被遺忘了——父親被兒女們遺忘了，先驅者被研究者遺忘了。

　　隨著從塵封的報刊里一篇篇文章被發掘出來，父親的形象由模糊逐漸清晰，先驅者的業績從陌生中日見顯現，我就被一個問題所困擾：“遺忘”———兒女以仇恨代替對父母本性的愛；研究者將一部分對象人為地拒之門外，這意味著什么？這樣的怪事為什么會在20世紀屢見不鮮？……同時涌上的是痛心疾首的自責：面對遺忘，我應該作怎樣的精神的承擔？……我常常為此而惶惑不安，既渴望著出書——如我的一位哥哥所說，這本身即是一種贖罪；卻又恐懼于出書——它的每一頁都將展示我的被扭曲的靈魂與狹窄的學術眼光，使我無地自容，無論作為人之子或者學者……

　　書終于出版；而我，有足夠的勇氣正視它嗎？有足夠的力量思考它嗎？

　　歷史家們經常出于不同的目的與需要，在各個場合談論20世紀國共兩黨的分分合合的歷史，但卻很少有人去關注、理會這分分合合的歷史對由于種種原因參與其中、或受到牽連的個人與家庭的命運的影響，以及更為深遠的心靈的影響。———這其實是反映了我們的歷史觀念與歷史敘述里的問題的：在我們的歷史視野里，只有歷史事件而無人，或者有歷史偉人（大人物）而無普通人（小人物），有群體的政治而無個體的心靈世界。

　　而真正埋在歷史參與者與波及者們記憶深處的，正是這至今也沒有止息的內心的痛苦。我多次想起國共兩黨的分裂在我們家庭的反映：父親與一個哥哥選擇了國民黨，父親在抗日戰爭期間（那正是國共二次合作時期）還出任國民政府農林部常務次長（副部長），主持全國農業工作先后達15年之久。而其余的哥哥姐姐大都是中共黨員，二姐、二姐夫和四哥還是老紅軍、老新四軍與地下黨員。在作為家庭中的小弟弟、無黨無派的獨立知識分子的我，特別是作為這段歷史的研究者的我的立場上看來，這正是反映了國共兩黨分裂的深刻性：它一直影響到家庭成員內部的每一個人的人生道路的選擇。而對父兄們的不同選擇，我則懷有同樣的理解與尊重，同時也認為他們各自都有應該正視與總結的經驗教訓。但我也要坦白地承認，我對家庭中的幾位老共產黨員懷有更多的敬意，盡管（或者說是正因為）今天人們對他們當年的選擇有著種種的議論。我所敬佩的是，他們是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作出獨立的選擇，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之路的。這在當時意味著：要面對國民黨政府的殘酷鎮壓，時刻冒著生命的危險，同時也不能獲得社會大多數人的理解；更意味著對父兄所選擇的道路的一種反叛，而不能不承受中國傳統的無違為孝的道德觀念的強大壓力。在這個方面，我的共產黨員的兄長們是承接了“五四”傳統的：“五四”倫理變革的最大功績之一，就是根本改變了子女對父輩的依附地位，獲得了個人獨立選擇自己的理想、信念與人生道路的自由權利。在這個意義上，同一個家庭（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的傳統的舊式大家族）的成員，在歷史的大變動中，各自作出不同的選擇，以至于在思想、信念上，行動上發生矛盾，有時這種矛盾還會達到相當尖銳的程度，這都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如何看待與處理這不同的選擇。

　　為父親編選文集，我才知道，從20世紀初開始，就有一批自然科學家立志“科技興農”，稱為“農業派”，他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興辦農業教育（父親即是在海峽兩岸農學界極有影響的金陵大學蠶桑系的創辦人之一），開展農業科學研究（中國第一個中央農業研究所即為父親創建），他們意識到中國農業的全面現代化，必須依靠國家的統一領導，于是有一部分農業專家轉而進入國家政權機構，父親正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在主持全國農業領導工作時，提出了許多有關發展中國農業的戰略全局的意見，例如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提出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必須走“農業商品化”的道路，必須以農民的實際經濟收入的提高作為發展農業的目的，提出農業生產與農業教育、科研、工業、商業、運輸、貿易、金融……統籌安排的設想等等。盡管由于國民黨政府自身的腐敗（這也是不能忽視與無須掩飾的事實）與其他原因，這些思想未能全面實現，卻不應影響其在中國現代農業經濟思想史上的獨特價值。我們建國后在農業發展中所走的許多彎路，與將這些在探討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中曾提出過的有價值的思想、設想一概視為“資本主義的農業經濟思想”與“國民黨反動派的遺產”而拒絕研究，拒絕吸收、借鑒，將其強迫遺忘，是直接有關的。今天，大概不會再做這樣的蠢事了吧。這些年人們對新中國成立后的失誤的反省，在某些研究者那里又變成了對國民黨統治的理想化，這其實依然是以成敗論英雄的歷史觀在起作用，盡管看起來好像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如何擺脫意識形態的影響，客觀、科學地研究國共兩黨分別執政時期的歷史，仍是當前中國現代史（通史與專史）研究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與此相關又有區別的是對自然科學家的研究。這些年，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研究者，在探討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思考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時，始終存在一個盲點，即是對自然科學家的忽略與排斥。其實中國的自然科學家也是中國的現代化最重要的推動力量。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中國留美學生就成立了“中國科學社”（我的父親是第一批會員與骨干），高舉起了“科學”的旗幟，這是中國第一個自然科學家的自由集合體，他們創辦的《科學》雜志是最早實行橫排，并使用新式標點的，與成立于其后的《青年雜志》（后改為《新青年》）是相互配合的。中國的自然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人文學者同為中國的現代知識分子，他們既有著共同的目標，又有著不同的特點（包括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甚至情感、心理……），發揮著各自不同的作用，又互為補充，相互滲透，忽略任何一方面，都會造成我們的研究視野的極大局限。

　　看來，我們在回顧、總結歷史時，最需要追問的，正是長期支配我們行為背后的基本觀念，面對這樣的對前提的質疑，需要的是正視的勇氣、理論的徹底性，而絕不能遺忘與回避。

　　（本文發表時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