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簋。《宣示表》灑藍釉缽

　　作為北京地區(qū)的大型綜合性博物館，首都博物館于1953年開始籌備，1981年10月正式對外開放。當時的館址位于北京市東城區(qū)國子監(jiān)街孔廟內。為了容納更多的藏品，以及服務更多的參觀游客。1999年，作為北京市“十五”期間重點文化建設工程，首都博物館新館建設項目的立項申請，于1999年得到北京市政府批準，2001年12月正式奠基興建。位于長安街西延線上的首都博物館新館于2006年5月18日正式開館，獨特的建筑風格使其成為首都北京的一座新地標。

　　當然，做為一座擁有最先進設施的現代化綜合性博物館，首都博物館最吸引人的要算是其具有北京特色的豐富文物，這里的展覽陳列以首都博物館歷年收藏和北京地區(qū)的出土文物為基本素材，吸收北京歷史、文物、考古及相關學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成為一本了解北京歷史文化的立體教科書。國寶故事

　　廢品堆里淘出的“鎮(zhèn)館之寶”    

　　班簋高22.5厘米、口徑25.7厘米，圓腹，腹部有四個半環(huán)形獸首耳，并連接著四個內卷象鼻形足，通體有精美的獸面紋飾。最難得的是器內有198個銘文。從文字中可以得知，它的主人是3000多年前周穆王時的貴族。銘文記錄了他受周王冊封和他父親隨周王平定東國之亂的功跡，銘文的最后一句是“子子孫多世其永寶”，以讓他們家族的子子孫孫記住祖先這段光輝的歷史。

　　簋，最初是我國商周時期貴族盛食品的工具，后來演變成重要的青銅禮器。王公貴族們每逢重大慶典，都要鑄鼎、簋等禮器來銘記。我國自古就講究禮儀，天子在大型祭祀和宴樂中殺豬宰牛，用九鼎八簋盛主菜主食獻給祖先、鬼神，可以說，班簋自一誕生，就身世高貴。

　　根據記載，班簋在北宋時期就已出土面世，并一直被收藏在各朝代的宮中。在乾隆年間，已是皇宮的“重器”，得到乾隆皇帝的喜愛。

　　可惜的是，班簋在清皇宮中的尊貴生活并沒有延續(xù)很長時間。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慈禧太后逃向西安，宮中的寶物成為侵略者的囊中之物。班簋應是此時被搶出皇宮，后又或販賣，或遺棄在北京。在此后的七十年間，班簋一直“大隱”于北京的“塵世”中，可能是它的主人也知道這是宮中的重寶而“秘不示人”。直到“十年浩劫”，才使班簋的命運又一次發(fā)生重大轉變。

　　“十年浩劫”期間，紅衛(wèi)兵小將四處“破四舊”，許多古代書畫被燒，瓷器被砸，銅器、古籍被送到廢品站、造紙廠、煉銅廠。為了搶救和保護古代文物，由北京市的文物工作者組成的“文物清理揀選小組”，當時在廢品堆中每天“尋寶”“揀寶”。據1981年的統(tǒng)計，從1971年至1981年在廢品站揀選到的珍貴青銅文物就達59件，其中包括班簋。

　　1972年夏季的一天，文物清理揀選小組的呼玉衡、華以武師徒二人又來到北京有色金屬供應站，從金屬廢品中揀選文物。由于呼師傅年歲已高，就讓華以武一人，先進廢銅堆中扒拉、翻騰。快到中午時，華以武猛然間看到了一個裹泥帶銹的青銅器碎片，他趕緊抱出來讓師傅“掌眼”。呼師傅經過仔細查看再憑借多年經驗，已初步認定它們應該是古代的重要青銅器。師徒二人又仔細尋找到其它一些相似的碎片，并立刻把它們包好，帶回到清理揀選小組辦公處。當時，我國另一位著名的青銅鑒定家程長新也在這個小組內。經過程先生的仔細鑒定、考證，初步認定它是一件有銘文的西周時期的青銅器。后來，程長新與呼玉衡返回廢品收購站，將廢品堆“過了一遍篩子”，又找到了幾塊碎片，經過仔細對接、辨認銘文，他們終于確定，這件寶物就是清宮的舊藏“班簋”。

　　為了重現班簋的風采，它又一次被請進皇宮。1973年夏季，班簋被送到故宮博物院文物修復廠，廠長蔡瑞芬將任務交給了經驗豐富的趙振茂先生。趙先生經過整形、翻模補配、修補、對接紋飾、跳焊焊接、鋼鏨雕刻、做舊等多道程序才將班簋復原。尊貴、典雅的班簋修復后最終入藏到首都博物館。

　　灑藍釉缽：“有些年頭的雞食盆”

　　20世紀70年代的一天，一位老者手捧一件“大碗”來到位于后門橋附近的北京市文物商店地安門收購部，想要賣掉它換些錢。收購部的曹書田先生拿過此碗仔細觀看后，感覺此器物比較奇特，大碗的釉色濃淡均勻，胎體厚重，外觀略顯粗糙，卻也因此反而顯得愈加古樸深沉。拿在手上感覺手頭較重，大概是經常使用的緣故，碗內釉面有磨傷現象，且有污垢痕跡，已經不容易擦去。收購部的工作人員在和老者的交談中得知，這個大碗在他家已經放了多年，曾經有過很多用途，做過放鹽的容器，還做過一段時間喂雞的食盆，他只知道這個十分結實的大碗有一定的年頭。

　　在明朝制瓷業(yè)的歷史上，有一種顏色釉瓷器，雖亦系出名門，為宮廷御用窯廠燒造，卻一直不像它的其他“伙伴”那樣受到追捧，它就是灑藍釉瓷器。這件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大碗，恰恰就是極為罕見的宣德灑藍釉瓷器。

　　人們對于灑藍釉瓷器認知度不高，不是因為其不夠珍貴，恰恰是因為它的存世量太過稀少，難得一見，才使得人們對它的認知有限。

　　灑藍釉瓷器屬名貴窯器，于宣德時期為景德鎮(zhèn)所創(chuàng)燒，之后不久停燒。到了清代康熙時期，才又恢復生產。因其在淺藍底上有水跡般的深藍色斑點，猶如灑落的藍色水滴一般，故稱“灑藍”。灑藍釉制品的燒制工藝較為特殊，首先上白色釉，在燒成的白釉上用竹管蘸藍釉汁水，吹于器表，于是形成了薄厚不均、深淺不同的斑點，所余白釉底如同飄落的雪花，也因此，灑藍釉又被稱為“雪花藍”。

　　傳世宣德期間的灑藍釉制品極為少見，已知全世界現存有三件，除了藏于首都博物館的這件之外，其中一件藏于天津藝術博物館，另外一件原收藏于僑居瑞士的仇焱之老先生手中。1980年11月25日，在蘇富比拍賣行于香港舉行的拍賣會上，以370萬港幣被香港趙氏所得。

　　首都博物館藏的這件灑藍釉，高11.4厘米，口徑25.3厘米，敞口，腹下漸收，矮圈足內有“大明宣德年制”青花雙圈楷書款。造型規(guī)整，釉色美觀，胎體厚重。此碗又叫“骰盔子”，據傳是宮廷中用來擲骰子博大小時所用的工具。

　　如今，這件珍貴的灑藍釉珍瓷究就靜靜地陳列在首都博物館中，當我們在欣賞這件稀世珍品的時候，除了贊嘆它獨特的風貌，更應該慶幸在經歷如此多的滄桑之后，這件凝聚著前人智慧的精品可以重新出現在世人面前。

　　命途多舛的《宣示表》

　　說起中國書法，繞不開鐘繇、王羲之兩位書圣。首都博物館所藏賈似道刻本原石《宣示表》就和“楷圣”鐘繇、“書圣”王羲之有解不開的淵源。鐘繇是中國最偉大的書法家之一，他身處魏晉時期漢字由隸書改為楷書的轉型時期，奠定了漢字楷書的體式規(guī)范，被后人尊稱為“楷圣”。鐘繇的書法墨跡，以《宣示表》最受推崇。

　　《宣示表》，無款，小楷，共十八行，298個字，是鐘繇寫給魏文帝曹丕的一個奏文，內容是勸曹丕接受孫權的歸附請求。中國郵政于2007年11月5日發(fā)行《中國古代書法—楷書》特種郵票，其中一張就是《宣示表》。

　　但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宣示表》的各種刻帖，都不是鐘繇所書原跡。相傳東晉丞相王導生前非常喜愛鐘繇書法，戰(zhàn)亂時，王導倉惶過江，拋下了所有的金銀細軟，東渡時還不忘將《宣示表》縫藏在衣服里隨身攜帶。來到江南后，王導將它送給了王羲之。后來，王羲之又將《宣示表》送還給了王修(王敬仁)。晉穆帝升平元年，年僅二十四歲的王修不幸去世，悲傷的母親知道兒子生前非常珍愛手中的這些墨寶，她要讓兒子生前的最愛在他死后也能陪伴其左右，于是將它們放進王修的棺中陪葬，其中就有鐘繇的《宣示表》。《宣示表》真跡就此在人間消失，也令后人再也無緣一睹其真實風采。

　　目前，大家欣賞到的鐘繇《宣示表》，均是王羲之的臨摹本。王羲之臨本在北宋時期藏于內府，南宋末年歸藏賈似道。賈氏十分珍愛此表，命門客廖瑩中、名工王用和摹刻上石，并在刻石正面鐫有賈似道印記和悅生葫蘆印章，刻石精妙絕倫。賈似道刻《宣示表》是單刻帖。它不但是單刻《宣示表》中聲名最為顯赫的刻本，也是目前僅存的宋代《宣示表》單刻帖刻石。

　　賈似道，字師憲，號悅生、秋壑，天臺人，官至南宋右丞相。德祐元年(1275年)賈似道遭罷官、貶逐，被殺于漳州。賈似道死后，王羲之臨寫的《宣示表》不知下落，但宋代刻帖原石卻被深埋于杭州賈氏舊宅的地下，得以保存。明代晚期，有人從杭州賈氏舊宅的地下，將這方珍貴的宋代刻帖原石挖出。《宣示表》原石出土后，清代畫家金農在背面刻寫了題跋。并評價道：“清瘦如玉，姿趣橫生，絕無平生古肥之誚”。有意思的是，金農在題跋中，說好友汪援鶉如果知道此石，定以“明珠一簞，黃金十餅”交換。之后，果然，汪援鶉以半頃湖田換到此石。從清代自民國，它曾先后輾轉于多人之手。桐華館主人金德輿、趙魏、張廷濟均收藏過此石。清代金石家張廷濟在背面刻寫了題記。民國初，此石歸鎮(zhèn)江陳渭泉收藏。

　　《宣示表》較之鐘繇其他作品，無論在筆法或結體上，都更顯出一種較為成熟的楷書體態(tài)和氣息，點畫遒勁而顯樸茂，字體寬博而多扁方，充分表現了魏晉時代正走向成熟的楷書的藝術特征，可說是楷書藝術的鼻祖。此石雖刻于南宋，但是賈似道很快衰敗，久埋土中，清初才見天日。出土后得到收藏家珍愛，實屬難得的珍品。2009年，北京市政府撥兩千余萬巨資購買，入藏首都博物館。

　　本文來源：北京晚報-北晚新視覺網  記者：牛偉坤整理